二
张贤亮引用外国文学最多的一种情况，往往带有比附性特征，目的在于或凸显一种情景，或强化人物形象，或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等等。试分别举例论述。
（一）起到比附性作用，有时在比喻意义上引用，以增饰一种情景，人物性格轨迹亦因之而具备内在逻辑性，渐次达致丰满、坚定性特征
短篇小说《吉普赛人》的细节描写即为一例。这个文本以回忆方式，描写了一个来自宁夏的大学生，因悼念周恩来总理，在清明节那天晚上被民兵逮捕，押回原籍。大学生的“罪名”是不轻的，将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送进公安局，也有可能直接交到厂里管制。于是年轻人在返回家乡的火车上乘机逃脱了，开始了逃亡之路。这并不容易，离开集体，东躲西藏，风餐露宿，“深深地感到孤独和恐惧”，年轻人动摇了。小说描写这个细节时，采用了加法，以第一人称自叙法，从思乡、饥饿、恐惧等多个角度，不断运用不同形容词来累积并突出那种孤苦无依的心境体验。比如，小说叙述道，“当然，小说家写到我那时的境地，可以用很美丽的辞藻把我形容为‘急剧转动的车轮上甩出的一颗小小的沙砾’，或是‘随风飘荡而偶然落在此处的一粒草籽’，其实这都是废话。沙砾可以不吃不喝，草籽甚至还能从泥土中吸取营养，而我这样大的人，每天至少需要三千大卡的热量和八小时睡眠。这个极其简单的低能量物理问题，对于我这个毫无独立生活经验的人来说是完全无法解决的”[6]。小说写到这里，似乎到了一种极致，无可再写了。不过，张贤亮不会止步于此、满足于此，上引文字中人物不满足于一般小说家的辞藻，何尝不也是作家本人的意见。在接下来的描写中，张贤亮突然引了《圣经》中的一个典故，使小说人物所陷入的情境为之一变，也将人物置于了一个两难的、且不得不认真选择的境地：“我说过，我并不是英雄，只有在集体中才有一点英雄气概，在那时，坦率地说，我甚至还像马克思引用《圣经》上传说的那些从埃及逃出来的犹太人一样，惋惜起埃及的肉锅来。”“埃及的肉锅”本义为不愿忍受饥饿和路途之苦，怀念、怜惜做奴隶的日子，典出《圣经·出埃及记》：
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汛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张贤亮引用此典故，自然而又巧妙，一方面取其显层意——不想吃苦，怀恋过去温暖却平庸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得其精义——回到“肉锅”旁边，则会失去自由，要付出代价。大学生在孤苦境地中摇摆不定的心理状态，于细节描写上得到充分表现。写大学生，是为了引出主要人物卡门。显然，“卡门”也是张贤亮套用了外国文学中一个著名女性形象、梅里美同名小说中的波希米亚姑娘。与真卡门有点区别的是，这个假卡门其实挺可怜，成分高，十五岁时便被人在脖子上挂了“坚持反动立场”的牌子，游街示众，晚上大队部的头头又要欲行不轨，她打了那坏蛋一个嘴巴，逃出来四处流浪。从刻画功能角度观察，正是卡门的出现和她随后引开追捕者的行为，保护了大学生，令其最终摆脱摇摆、犹疑状态，性格、形象变得坚定、鲜明，具有了正义和自由的内涵。
套用“卡门”一名，表面上看，有些随意甚至取巧，细加体察、深味，实则不然。梅里美笔下的卡门，天性崇尚自由，带着点蛮性，为了爱情可以不管、不顾；当她的情人想控制并将她限定在一种有限的生活圈子里，对卡门来说，相当于受辱，这是她万难从命的。生命可以丢掉，爱情也可以忍痛割舍，人身自由决不能拱手让人、受人掌控。两相比较，《吉普赛人》里的卡门，就不甘受辱、宁可漂泊一点，她与梅里美的卡门是一致的，具有相同的气质和品格。张贤亮如此自然、贴切地选取外国文学作品的人物、情节等，颇费了一番心思，是尽了斟酌之功夫的。
这方面还可举出一例。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第十六章“甜蜜的女人”，诗人石一士在早餐后顺手拿起一本《苏联文艺》，上面登载着“一部很有趣的小说”，名为《甜蜜的女人》。石一士还没有开始读小说，便立刻联想到罗海南，将她定义为一个“甜蜜的女人”——当她来到自己所居住又黑又湿的小破屋，“仿佛空气中都洋溢着一种蜜糖的芳香”。这部小说今天很少被提起，而在当时的苏联文坛曾引起过热烈争论和较大反响，被誉为“时代的艺术文献”。作者维列姆博芙斯卡娅是当时活跃于苏联文坛的女作家群中的老一代作家，作品多写妇女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7]小说主人公安尼娅是一个美丽、健壮的女人，可命运一次次对她施以打击：早年恋爱、婚姻不幸，工作勤谨卖力，后来，才想到要“努力向生活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把自己收拾一新，“看中别人，或陪别人玩玩”。作者认为，女人应追求幸福，不能依靠美色和“对男人的‘甜蜜’”。安尼娅的悲剧即在于缺乏“自立”“自爱”精神，少文化教养，心灵空虚，生活庸俗。张贤亮引用《甜蜜的女人》，以安尼娅来比附罗海南，二人性格抑或有异，她们的经历和面临选择方面，倒多多少少有相似之处，如安尼娅第一次与一个大学生恋爱，未婚先孕，育有一子，后来又和另一青年约会，最后找了一个大自己十岁的丈夫，丈夫心好，可平庸；罗海南也是先后和两个男性接触，见一个喜欢一个，与安尼娅颇相类。
（二）引用外国文学细节，用以凸显人物个性，使人物形象显出一种挡不住的生猛之气
这里可以《绿化树》中的海喜喜为例。海喜喜为次要形象，整部小说中，他与主人公章永璘以反对关系并存——两个人说不到一起，做不到一起，行为方式截然相反，一见面便找对方的麻烦。二者互为映衬，各自性格对比分明。章永璘、马缨花、海喜喜三人，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三角恋爱结构，只因张贤亮叙事、描写上高明，令读者不觉其为三角感情类型。海喜喜苦苦追求马缨花，马缨花却轻视他，视之为“没起色的货”——有手艺，能吃苦，但粗鲁，易暴躁，有一次竟然趴在窗户外面偷看她洗澡，大大降低了他的人格质地。章永璘作为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有文化，有教养，正合马缨花热爱读书人的心意。小说第二十节正面描写了章永璘与海喜喜之间的较量、冲突。小说描写道，马缨花与别的农工不同，喜欢与现实生活无关的幻想，喜欢听神话和童话。讲故事，则恰为章永璘所擅长，尽管他自谦没有讲故事的才能。饭后，章永璘便充当“说书人”角色，他讲起了《丑小鸭》《灰姑娘》《海的女儿》，马缨花一听即心有灵犀，很容易就与这些童话世界里的幻想“相呼应”。有些故事，章永璘只能讲个大概，情节上丢三落四，细节上欠丰赡。此时，马缨花便凭自己的想象补充出来，提出疑问并谈到她的想法，那个隐含的叙述者以赞赏的口吻说道，马缨花的解释常常和安徒生、格林兄弟的本意相吻合。二人一唱一和、兴味渐浓时，蹲在屋子墙角的海喜喜一直注意地听着，像狼似的蹲在地上，又如狐狸一样支起耳朵，兴奋地舔着嘴唇，只待章永璘一停止，便立刻加以反驳、冲击：
“熊！野鸭子给你孵天鹅蛋哩！”他鄙夷地说。他说话从来不看我，而是仰面看着马缨花。好像我的故事不过是广播喇叭里的声音，我的话他听见了，而人实际上并不在这房里。“野鸭子可灵性了。天鹅蛋比野鸭蛋大好几圈哩！鸭窝窝里要有个天鹅蛋，你看它趴不趴？！它早他妈飞跑了！……”
“球！用金子打马车哩！”听完了《灰姑娘》，他发表这样的评论，“谁要用金子打马车，那就倒了八辈子灶了！这事儿唬不住我，用金子打的马车，啥牲口能拉动？！嗯？啥牲口能拉动？！那么一点点金子，”他用两根手指头比划着，“就有百十斤重咧！”
对《海的女儿》，他的评论更加荒唐了。他忿忿地说：“人能长鱼尾巴哩！人长了鱼尾巴，那玩意儿长在哪达？哪能分得出公母来？那咋生娃娃？熊！尽他妈胡卷舌头！”
小说叙述者对此评论道，海喜喜用的是现实的、物理的逻辑，拿它作为工具，毫不留情地击碎了“心灵的种种幻想”，令充满了奇思妙想的童话世界顷刻间坍塌一地。海喜喜的反击，把“说书人”章永璘比照得那么怯懦、萎靡、满心委屈，气得直淌眼泪，感觉自己简直就“像个干瘪的臭虫”。
张贤亮在此处引用几个外国童话故事，安排、设置海喜喜对章永璘大加反驳，属于正引反说。《绿化树》中有好几个叙述者，作家当然是其中之一，章永璘亦属其中之一，还有那个时时出来评论一番的“隐含叙述者”，对海喜喜的另类解释，均表示出了相同的赞赏态度。章永璘有一句不经意说出的话，提升了小说的内涵及主旨，这可能也是作家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章永璘讨厌海喜喜，又感觉对方身上有一些东西吸引着自己，“这些东西和我现在的生活环境是那么一致，那么和谐，因而它显得更有光彩。这就是他的粗野、剽悍和对劳动的无畏……”。换句话说，海喜喜的“生活环境”所需要的东西即“粗野、剽悍和对劳动的无畏”，是他本身所具备的，在此环境中，其人显得如鱼在水，运用现实和物理逻辑时得心应手，横扫而过，打得对手通红着脸，眼里只好涨满委屈的泪水，而海喜喜此时浑身便显出“光环”来。这表明了，充满着物质的或力的世界是不需要童话的。童话生长、生存的条件即天性充盈、人性丰裕，没有这两项因素，童话就会消失。马缨花之所以光彩照人，正在于她时时游离于现实之外，沉浸在幻想中，她和海喜喜尽管处于同一物质世界，却不在同一心灵世界，他们的悲剧源于精神的不相投合，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章永璘被迫进入海喜喜的世界，也曾想着做一个农工，以后靠体力劳动生存，也能安身立命，然而他脑袋里装的尽是安徒生、普希金、莱蒙托夫、歌德、海涅之类，两个世界方凿圆枘，无怪乎他在海喜喜面前只会是一个失败者。
章永璘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得复杂、饱满。第十二至十四节写章永璘到镇南堡赶集，哄骗老乡，以三斤土豆换了五斤胡萝卜（土豆一斤两元，黄萝卜一斤一元六角），多占了两元便宜。描写这一事件时，张贤亮引用了但丁的诗句，以加强章永璘的忏悔效果。返回路途中，章永璘得意地编写了一首诗，以抒写心中愚弄老乡、得了好处的快意：“美丽的蔷薇脱落了花朵，/和多刺的荆棘也差不多。/……阴间即使派来牛头马面，/我还有五斤大黄萝卜。”惩罚也来得快，就在章永璘跨过一条两米宽、刚刚结冰的排水沟之际，连人带背篓仰天摔进了沟中，五斤黄萝卜全部淹进水沟里，只剩下两三根。章永璘还没有回到厂部，即已感受到一种“自谴自责的折磨”，晚上又发了高烧，“口渴得像嘴里含着一团火”，他知道这种折磨是对自己行为的“惩罚”。于是，章永璘默念起了但丁《神曲》中的诗句：
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
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
从我，是进入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或许有人会心生疑问，占了两元钱的便宜，何至于痛苦、自谴到要下地狱的地步？引了这一节诗后，作者写章永璘半夜无眠、心理撕裂的状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就在一篇文章中严厉批评了《绿化树》，指出章永璘的忏悔不真实，是虚假的。[8]其实，这里无须过多阐释，章永璘欺负老实巴交的农民，问题可能并不在于他多占了便宜，而是有文化、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利用农民的朴实反过来哄骗农民，这等于否定了自身的价值观。而且，就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时刻，他的悔恨、忏悔完全是可信的，引用但丁的诗句，进一步强化了自我谴责的烈度，使人物性格愈加鲜明了。
（三）引用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描写，用以形象地书写出人物内心剧烈搏斗的或充满矛盾的变化状态
仍以章永璘为例。当章永璘在马缨花的喂养下，身体逐渐变得强壮起来，心思却一点点地想着要离开农村，且越来越感觉到自己与马缨花之间的差距，难以消除。他要超越自己，以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人生的完整。小说第二十九节，在马缨花温暖的小屋中，章永璘神思远游，遐思无限，小说写这个状态时，连续引用了但丁、拜伦、歌德的作品。在舒适温暖与渴求超越之间，章永璘是矛盾的：比起过去吃不饱饭、饿得头晕眼花的日子，现在的生活安定了，身边又有女伴陪护，这里便引用了但丁说过的一句话：“一件事物愈是完整，它所感到的欢乐和痛苦也愈多。”这是《神曲》第六篇中的诗句，描写第三圈犯了饕餮罪的灵魂所受苦刑，结尾但丁和他的引路人、诗人维吉尔从雨淋着的幽灵队伍里慢步走过，讨论了未来的生命：
于是我说：“夫子，在伟大的‘审判’后，
这些刑罚还是要加重呢，还是减轻，
还是仍旧像现在这样残酷？”
他对我说：“重温一下你的典籍，
那上面说：一件事物愈是完整，
它所感到的欢乐和痛苦也愈多。”[9]
章永璘引用但丁的诗句，据译本注释，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章永璘借以表达他对当时自身所处现实的认识：生活中本来充满着痛苦和欢乐，随时、到处可以转换，倘若一个人具备了“自觉性”，那么，环境越是艰苦，释放出来的能力也可能越大。这和但丁原诗句大致无违。此时的章永璘，想法很多，结果一思想便沉入了思维的快乐中，他又联想到了《浮士德》中的句子：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思维游移至歌德的诗里，章永璘就像浮士德临终时认识到“智慧的最后结论”那般，差点大声喊叫出来：“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有的译本，如杨武能译本为：“你真美啊，请停一停！”[10]现实与思维快感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渐次加剧，这时的章永璘毕竟还沉浸在马缨花对他的关爱中，所以，当马缨花悄悄地从背后靠近他，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头上——那是一只刚刚在碱水中浸泡过、茧子发白的粗糙的劳动者之手，在章永璘眼中显得“厚实、有力、温暖而有光泽”，他紧握住这只手，心头立刻产生出一股爱的柔情，想起拜伦的诗句：
我要凭那松开的卷发，
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它，
我要凭那长睫毛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桃红的面颊，
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誓语，
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这是拜伦名诗《雅典的少女》中的一节，章永璘拿它来表达对马缨花充满了感激的爱意。这种感情不会持续太久，章永璘身上知识分子的理性，时时出来干预，并“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差距”。章永璘又引用了《浮士德》里的一句诗，表达他此时极为矛盾的心情，“我开始‘超越自己’了，然而对她的感情也开始变化了。这时，如歌德在《浮士德》里说的：‘两个灵魂，唉，寓于我的胸中。’”他终于无所顾忌地说出了“我在精神境界上要比他（她）们优越，属于一个较高的层次”。
这类引用，在张贤亮小说里随处可见，信手拈来。比如，《我的菩提树》主人公与另一个人物王三育，在暴雨过后的田野上，两人谈起了各自读过的文学作品。王三育说到自己喜爱苏联诗人伊萨柯夫斯基的诗，大半原因是这个诗人的作品多半被谱成曲子，然后就哼起了“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一直通向迷蒙的远方……”。王三育和主人公都错了，这首著名的歌曲名为《小路》，作者为弗·格·查哈罗夫。接着王三育又唱起了《喀秋莎》：“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这才是伊氏的诗。小说就此评论道，诗人“多么具有想象力”，诗中所歌咏的战士原来“也有温柔的情怀”，由此反观处于逆境中的自己，产生出既惭愧也感奋的混杂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