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世纪80年代流行着一句话语：西海固不适宜于人类居住。这一含有绝对断语性质的话语，在固化西海固形象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贫穷、苦难等等便成了其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而喻。然而，这句话其实站不住脚，从现实还是逻辑角度看，均存在着致命漏洞，它忽视因而也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始终有人在生活，且生生不息。问题在于，当贫穷和苦难成为了一种符号之后，那种抗击苦难且力图改变自身命运的人的努力、那种在贫穷绝境之中打不垮的生命力，则会被估计得很低，也常常会被忽略掉，结果便导向歧视一面。

支教与行走，构成了小说的主体结构，由此将上庄的图景连缀了起来——无论是春天几树桃花努力绽放之际，还是秋日肃杀萧条之时，活动在上庄的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壮年全部进城打工。看到匍匐在山坡上孤独劳作的女人，叙述者引入了媒体中时常出现的一个词语“体制性寡妇”：“多数小夫妻一结婚就过上了牛郎织女的生活，丈夫出门近点一年还能回来几趟，远的一年回不了一趟，跟‘守活寡’没什么差别。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的生活已经常态化，没有止境。”并不由得感叹道，在描述农村现状时，这是一个多么准确的词语，即此亦可衍生出一系列术语：体制性光棍、体制性孤儿、体制性荒芜、体制性孤独等等。这说明了上庄或西海固所面临的困境，诸如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失学儿童以及进城打工青年受到的歧视等等，不是它本身的问题，不是它所独有而他处所无的，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视点上的转变，西海固不是“这一个”；西海固在地理环境上是独一无二的，但它所遇到的问题是社会性的。季栋梁以他平实而又丰饶的笔触，将上庄的人、景、物一一呈现出来，并指给我们看：在那里生存着的一群人，和北、上、广发达城市的人并无二致，皆为中国人，只是他们遭遇了更复杂、更严重的困难；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的原因，贫穷不是他们的过错，苦难亦非他们的专利。在赤贫的绝境中，上庄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不怨天、不尤人，把“隐秘的苦难”藏于心中。《上庄记》令人难忘之处还在于，没有把上庄写成一个让人怜悯的对象，因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已是难以逃脱的定律；它最终意在让我们心动的是，原来那僻壤之地的农民，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在为改变自身命运而努力挣扎。上庄人不是异类，他们和我们、和你们息息相关。

《上庄记》似乎写尽了贫穷和苦难，小学生拿废旧电池中炭棒在地上书写生字，这在21世纪的今天乃极为罕见之事，其贫困之状，确如叙述者所说，超出了人们想象的范围。即此一例，可概其余。但小说的意图显然不在于表现苦难本身，它有能力把读者的注意力从苦难转向抗击命运的生命力上，农民们要改变自身，而这种行为正源于一种观念的改变——不是因为知识的累积和普及，却是现实、现状的强烈刺激，使一种看似牢不可破的观念，瞬间冰释。农民们要看见实惠，才会变化某些观念，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至为关键的是，年轻一代起来了，他们与父辈就是不一样，带着一种勃勃生机，眼光亦看得更远。顾家梁的小年轻即以其实际行为否定了关于落后农村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模式化印象。生育自古以来是人的基本权利，但生育观念与农村贫困状况捆绑在一起成为社会问题，确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形象负面化。现在，在上庄这样极落后的村落里，情况发生了变化，年轻人以城市文明作为参照，毫不费力地修改了自己的生育观念——这是一种静悄悄的变化，静悄得根本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但是未来农村面貌的本质性改观，或许并不在于城镇化、城市化的趋势，而取决于年轻人的观念更新。《上庄记》第24节以充满紧张而又风趣的情节描写，反映了农村里父辈与子辈在子嗣问题上的冲突，父辈心中有时甚至重于生命的传统观念，在子辈眼里成了一种障碍性因素；父辈总担心自己死后免不了若敖氏之鬼的凄凉，而子辈则毫不客气地嘲弄“这一世都活不好，还管喔一世”。父与子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观念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