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只会说英语
毕飞宇短篇小说《大雨如注》（载于《人民文学》2013年第1期）写某师范大学的一个管道工，在其女儿四岁时即实施培养计划，到了上初中时，已经会舞蹈，会写一手欧体字，会剪纸，会演讲与主持，会弹古筝，“英语特别棒”。为了让女儿的英语口语更地道，管道工花钱请了一个美国留学生来辅导。在一次练习古筝时，女儿突然晕倒，医院检查结果为脑炎。昏迷持续至第八天时，这个女孩子终于开口说话了，不过，她说的不是汉语，而是英语。小说情节发展到这里，已经接近结尾部分，看出来也是作者颇为得意的设计和描写。女孩子总共说了五段话，第一、二段为单句，三、四、五段为整段英语，语句连贯，不打结巴。每段之后附有汉语译文。以下试引用其中一段：
Please tell me,what happened?Why am I not at home?God,why do you guys look so thin?Have you been doing very tough work?Mom,if you don’t mind,please tell me if you guys are sick？
英文后附有译文：
请告诉我，发生什么了？我为什么没在家里？上帝啊，你们为什么都这么瘦？很辛苦吗？妈妈，请你告诉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们生病了吗？
一个昏迷了八天时间的病人，突然说出如此流利的句子，虽然不免令人感到疑惑，还不算太大的毛病。问题在于，这些流畅的英语句子最先是谁听到的，然后传达给读者？根据小说提供的时间、场景等信息，当女孩子在凌晨睁开双眼并且“无力地动一下”嘴唇时，其时病房中只有管道工夫妇二人，未见有其他病人，或者其他人正在睡眠中，也未可知，反正小说没有交代。这就说明了，当女孩子说英语时，只有夫妇二人听到了，现场别无他人。现在的问题是，管道工系农民出身，根本不懂英语，他当然不可能一字不落地记住这些句子，再向读者传递出来。那么，如此整齐、流利的英语句子，只能是隐含的作者代笔，并很用心地翻译成汉语附录在原文后面。
事实上，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突然间说起了英语，这个情节不能算作《大雨如注》作者的独创，汪曾祺散文《观音寺》（1987年）早就写过了。此文是汪曾祺对20世纪40年代他在昆明当教师经历的一个回忆。当时西南联大的几个同学办了一所中学，汪曾祺亦是刚刚毕业，暂无工作，给当校长的同学打声招呼，就来上课了。战时的昆明，条件艰苦，但年轻人在一起总会有乐趣，也时时会发生一些趣事。有个同学乘坐空卡车进城，不小心从车上摔下去，醒来后只会说英语，即为其一：
生活清贫，大家倒没有什么灾病。王惠得了一次破伤风，——打篮球碰破了皮，感染了。有一个姓董的同学和另一个同学搭一辆空卡车进城。那个同学坐在驾驶舱里，他靠在卡车后面的挡板上，挡板的铁闩松开了，他摔了下去，等找到他的时候，坏了，他不会说中国话了，只会说英语，而且只有两句：“I am cold，I am hungry”（我冷，我饿）。翻来覆去，说个不停。这二位都治好了。我们那时都年轻，很皮实，不太容易被疾病打倒。
这位同学是联大毕业生，他苏醒后说来说去不过两句话，非常简单，所说意思也极贴合当时的战争背景；散文于叙述语调上，略显幽默，内中却含有辛酸味道。而《大雨如注》却是兴味盎然，并且一词不落地写下了几大段英文，看似幽默，实则幽默得过了头，反而显出老实笨拙态。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当教师这段经历，汪曾祺是不能忘怀的，他在1945年就专门写过一篇小说，名为《老鲁》，多少有些实录的成分在内，其中也有乘车进城这一情节，但不是同学摔昏后说英语，而是叙述者与主人公老鲁到城里为食堂买米，着重写老鲁如何与米店老板砍价，返回途中又遇见两个年轻士兵吹牛，以对比出同样当过兵的老鲁才是真正“见过世面的”。显然，让《大雨如注》的作者大书特书的细节，在汪曾祺眼中，大约没有什么可以拓展的想象空间，否则，他怎么会放弃一个很好的细节呢？须知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好的细节有时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雨如注》的细节就是偷取、抄袭了《观音寺》中的描写，如果它的作者确实没有读过这篇散文的话。一个人昏迷后苏醒过来，忘了母语，却说起了满口的外语，这种情形在现实中也时或有之，媒体也不乏这方面的报道。比如，一个二十六岁的英国女孩到西班牙旅行时发生车祸，连人带车摔进三十多米的沟壑里，昏迷了整整两个月，醒过来之后大声说起了西班牙语（《车祸醒来后满口外国话》，《扬州晚报》2007年5月15日）。还有一个捷克的赛车手到英国参加比赛，与另一辆赛车发生碰撞，头部受伤，当即陷入昏迷状态，醒来后说起了一口纯正的英语（《赛车手遭遇车祸醒后英语随口甩》，《新京报》2007年9月16日）。这些新闻报道或许才是《大雨如注》结尾细节的来源吧。
然而，比较起来，这两则新闻报道倒更像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