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式写作——评张翎长篇小说《睡吧，芙洛，睡吧》
晚清时期，某年，江汉平原一个名为顺阳村的地方，遭遇大旱，稻谷颗粒无收。刘旺财的女儿刘小河，决心帮助其父种田，为此她把裹了许久的脚放开，同时又做出了一个大胆举动：
她去阿妈的接生箱里拿出一把剪子，闷声不响地进了屋后放柴火和牛草的那个小屋。再出来，手里捏着的是一根剪断了的辫子。
刘旺财看了女儿手中“那根死蛇一样的辫子”，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脸色铁青，回屋给了妻子一记耳光，怪她把女儿宠成了“精怪”。
这是张翎长篇小说《睡吧，芙洛，睡吧》[1]中的一个细节。作者显然不太了解清朝的风俗，想当然地以为男性头顶上拖一根辫子，女性亦当如是，并且像现代女性那样倘若觉着碍事即可剪掉。实际上并非如此。清人初入关，曾下过一道异常残酷的“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造成了一场劫难，从此以后，辫子就成了清国人显眼的身体标志。不过，据说剃发仅限于男性，“男从女不从”，女性无须像满族女人那样梳“两把头”样式，[2]免除了那份屈辱，依旧遵沿汉族习俗，儿童披发，年满十五岁时“及笄”，也即绾起头发，戴上簪子。清末汉族女性发型式样繁多，其中少女多做“双丫髻”。[3]十五六岁的少女刘小河剪掉辫子，留起短发，是一个明显的常识性错误。同样，作者也想当然地描写了缠足恶俗：刘旺财之所以成为村中“首户”，“最先就是从他女儿的脚上发的家”，大女儿的“三寸金莲”，其规格尺寸属全乡第一，被县太爷的公子娶做二房，聘礼为七大箱笼细软。清朝的几位帝王如顺治、康熙、道光、光绪等都曾下令禁止缠足陋习，无奈民间嗜痂成癖，难以根绝。其时缠足女性能嫁到富裕之家，无须劳作，则为史实；若说缠足之女使得女方家庭成为首富，成为一种生财之道，像刘旺财突然“明白了”，“通往体面日子的路，由一双小脚走起来，也许比大脚轻省便捷得多”，此种想象图景着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小说叙事时间上也存在一处明显失误。刘小河十七岁那年被贩卖到巴克维尔镇，当了街尾旺记酒馆老板吉姆（中国“土名字”阿旺）的老婆。在一次赌博中，吉姆将此时更名为芙洛拉的刘小河当作赌资，输给了苏格兰人丹尼。芙洛拉命运自此转折，搬到住着“白脸红脸黑脸人”的街头，丹尼伸以援手，开了一家饭馆，名为“芙洛的厨房”，天天客满，生意红火。小说为突出人物身世之谜，强化描写效果，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个女人的身世，镇上有许多传说。”
巴克维尔镇街头与街尾的居民平素极少来往，但并不意味着信息完全阻断，比如刘小河初来镇上，无论黄脸还是白脸的人，皆聚集起来看热闹，“人群如面团似的越滚越肥”，把整条街堵住了。再如，巴镇的规矩，“若有人赖了赌债，不管是街头还是街尾的，都别想在巴克维尔做人了”，那么，赌人这样一件非常之事，早已传遍街头街尾了，赌的就是中国人吉姆的老婆。当人们向丹尼——“巴克维尔镇里的百通百晓，哪家藏在橱柜里的秘密，也逃不过他的法眼”——打听时，这个赢家竟然老实说不知道，浑然忘却了那是他自己刚刚所完成的胜事，令问者感慨不已，叹息巴镇“大了杂了”，竟有丹尼也不晓得的事。而到丹尼迎娶芙洛拉为妻的那天，镇上的人又吃了一惊：
镇上的人都知道丹尼和这个叫芙洛的女人有一手。这女人是丹尼从镇尾的中国佬那里赌赢过来的。赌赢过来的马当然要骑，赌赢过来的女人当然要睡。这女人这几年都在镇头住，做的是镇头人的生意，吃的是镇头人的饭食，说的是镇头人的话，人们早已把她当做了镇头的人。
作家在写作、尤其长篇小说写作中，情节上偶或出现纰漏，亦属正常之事，但像上述叙事时间及事件方面前后如此矛盾不一、顾前忘后的情形，确实少见。
常识错误、情节相背等，尚为较小瑕疵。小说表现的是早期移民海外、谋求生计的中国人的经历，然而作者并没有把这一群体在域外的万般艰辛以及复杂心路表达出来，呈现的仍然是清国子民的猥琐形象。这实际上是一种“东方学”式写作，“东方学”观念和思维依赖固化形象或类型，是一种典型的“反经验”模式，[4]而这部小说正是在遮蔽真实历史，忽略移民自身的努力和新生；更有甚者，于遮蔽和忽略之处，把历史写歪了，让痛苦隐入盲区。巴克维尔镇上，外国人的街头整洁干净，中国人的街尾脏乱污秽，两相比对，黑白分明，体现了这种思维和观念。
小说开始部分即写街尾地方的脏污不堪：
中国人面街的地方，养着鸡狗，也养着猪。中国人背街的地方，种着瓜果菜蔬。面街的是一种臭，背街的是另一种臭。面街的臭，是鸡粪猪屎的臭。背街的臭，是人屎人尿的臭——那是中国人肥田的料。外人走过，掩着口鼻，便都渐渐疏远了。
脏污混乱，是中国人社区的显著标志。直到小说结束部分，这种状况仍未见丝毫改观：突起的一场大火，将全街焚毁殆尽，然后街头重建，街尾也盖起新房子，可那些中国人即使住进了新居，“过的仍旧是出娘胎起就过惯了的老日子”，脏污程度更趋严重，变成了一个“连上帝也不愿光顾的地方”：
镇尾是个动物园，街面上跑着满身污泥的猪和皮毛脏得起了绺的狗，满街的鸡鸭在猪狗之间的缝隙里飞跳撒野。镇尾的耗子胆子很大，镇尾的猫管不了耗子。镇尾的猫眼睁睁地看着耗子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穿过街道，从一个角落窜到另一个角落。镇尾蟑螂的种类，是昆虫百科全书里不曾记载过的，跟那群看上去营养不良的居民相比，它们真可谓膏满肠肥。镇尾的孩子穿开裆裤，随时可以蹲在地上，撒一泡憋不下去的尿和一坨忍了半天的稀屎。镇尾的阴沟水里漂浮着烂菜叶、馊鱼骨、鸡蛋壳，还有猫的狗的猪的鸡鸭的和人的粪便。
极少承认对象本身也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是“东方学”思维的基本特征，而其叙事和描写手段上，则是将对象静态化处理。[5]当然不能简单地说这部小说受了“东方学”理论的影响，但它处处表现出来的两个世界（街头—西方、街尾—东方）的对立观念，比如“把巴克维尔比做一个人，那么镇头是脸，镇尾是屁股”，无一不符合此理论思路和规限。街尾之污秽状况，从始至终，一无变化，从小说技术上来讲，是为芙洛拉最后出场的“劝说”做铺垫，可描写上的极度夸张如蟑螂之多连百科全书亦无记载等等，不仅使后面期许为高潮的劝说一节描写，显出虚伪，也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信息，即中国人难改从娘胎里带来的习性，其顽固有如是者。如此脏污环境中，其中居民形象可想而知，比如吉姆，小说主要人物之一，与体格壮健、热情似火的苏格兰人丹尼相比，吉姆其人外貌形态方面，肢体残缺，安装一条假腿；内在品性方面，猥琐下作，买来女人只为满足动物性欲望，“两千元，买匹马放家里，想什么时候骑，就什么时候骑。想怎么骑，就怎么骑”。将女人当作动物，兴起即上，抬手便打。而小说里群体中国人形象，与吉姆无有二致：到麦肯色夫妻的小商铺里来买东西的中国人，“他们三三两两地来，永远浮着一脸针也插不进去的傻笑，用碎布片一样破烂的英文，小声地问价，小心翼翼地数着找头。他们风一样地来，风一样地走，是那种小股的、连叶子也懒得动一动的轻风”。
残缺、猥琐、纵欲、脏污、傻笑、“贼一样的眼睛”等等，本为“东方学”里的陈词滥调、标签式的术语，泰半被识者所舍弃，可现在却以一种夸张、放大的方式，出现在一部表现移民生活的长篇作品里，着实令人迷惑不解。
刘小河—芙洛拉，小说主要人物或中心人物，她一生的努力，在于改变自身命运，不依傍他人，自立于世，因而每前进一步，几为破釜沉舟：国内—顺阳村，她放脚、“剪辫”，断绝了依赖男性以获得幸福的老路（嫁人）；异域—巴镇，她忍屈受辱，暗中攒钱，饭馆开张后，勤苦敬业，以图再造一个新家，因她自断了后路，“我没有爹娘，所以，我不想家”。逃离皇帝脚下，迁置于一个自由竞争的陌生环境，全靠自己一双手，从人物性格内在发展逻辑来看，其结果必然是个性的养成，与个性密切相关的自由、尊严意识等，亦并生而出；芙洛拉，一个内心强大的女性，应当是一个新生的人。然而，奇怪而又在意料之中的是，芙洛拉骨子里还是大清国顺服的子民，她身上将有的个性光彩，被两个细节彻底否定了。
第一个细节：加拿大总督即将访问巴镇，街头居民积极准备迎接工作，搞一个独出心裁的大排场，可他们忧虑街尾的脏乱状况，那样一个上帝都不愿光顾的地方，偏偏总督大人要去看看。现在的问题是，“谁能说得通这些顽固、蛮横的大清子民，至少把门面略微收拾一番，哪怕仅仅是配合一下全镇的排场呢？”当然是芙洛拉了，她虽身为清国人，文化身份已经改变，是街头的“文明人”了，与“顽固、蛮横”的清国人不同。她悄悄来到街尾，以威胁加刺激的方式，劝说他们打扫卫生：总督“跟皇上差不多，他就是洋番国里的同治爷”，要是同治爷来了，“见到这个脏样子，县太爷是要砍头掉脑袋的”。吉姆接招了，“洋番的皇上，管不着同治爷的子民”，不过因为脏乱而被洋番“看矮”（即小看）了，则大大地有失体统，丢了“面皮”。于是，一夜之间，街尾旧貌消失、崭露新颜：空中弥漫着令人眩晕的香味，脚下的路踩上去是“一种舒适的摩擦”，巨大的牌楼比得街头的牌楼“清寡无味”，柔暖的红灯笼“把黑夜吞吃了”。芙洛拉的劝说方式，仍然为封建制下“砍头”威胁，以尊严、自由的标准审视，殊为不伦。
第二个细节：总督一行人马来到巴镇，芙洛拉从人群中观望之，心生鄙薄之意，那总督“不是皇上的福相”，“要是同治爷来了，该不知道要有多少人鸣锣开道呢，一条大街，肯定是跪成黑压压的一片。洋番的总督，那是没法和我们的同治爷比的”。一个自由人眼中的总督，他不过是一个与自己相同的人；而皇帝子民的眼中，受制于皇权意识，只看到皇帝与奴才两类。“跪成”一片，皆属奴才。
芙洛拉，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未能变身为一个自由人、一个“新人”；相反，终其一生，她的脑子、意识中，依然满塞着帝王、皇权、下跪、砍头等等非人的观念，她没有血肉因而了无生人之气，只是一个干瘪的符号、一个被作者随意派遣的木偶。
这算不上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而是一部有问题的小说，问题并非在于艺术方面即写得好与坏的问题，而是关乎着真相：在它类型化描写的背面，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历史，那些充满了血泪的声音，那些最终创造了自由人生的清国的男女老少们，其艰辛究竟何如？
《睡吧，芙洛，睡吧》绝非孤立的个案，它本身存在的问题，正是以海外华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的一个通病。再以戴思杰长篇《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为例：两个知青到偏僻的天凤山插队，村长安排他们到镇上看电影，回来之后给全村村民复述；会拉小提琴的知青，演奏了一段莫扎特奏鸣曲，令村民们陶醉其中，刚刚还坚毅、怀疑的脸上都显出温柔，“仿佛久旱的禾苗逢上了及时的甘霖”。这些想当然的有悖常情常理的情节，多隐含着一个对立结构，以此来强化对象（华人）固化特征，唯有外在的、先进的文明（西方）始可振其愚顽。这正是萨义德《东方学》中所说的，东方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6]。
质言之，这类作品受制于一种陈腐而又顽固的观念，因而不能提供出新的经验和新的人生。
【注释】
[1]原载于《人民文学》2011年第6期。
[2]岑大利《中国发式习俗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3]万建中、周耀明《汉族风俗史》（第五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4]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0页。
[5]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85页。
[6]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