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说《卖蚯蚓的人》主人公之一“我”，也是小说叙述者，听大家讨论“卖蚯蚓的人”的存在及其价值，末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判断。……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
这个人物身上，多半有着作家汪曾祺的影子。他所说的一番话，实则是作家的夫子自道。借人物之口，表述自己的文学观念，对一个作家来说，系寻常之事。
一个作家对所有人感兴趣，意味着可能会将所有人当成描写对象。这样的作家其实并不多见。大多数作家囿于生活范围，一般只能写熟悉的人和生活。自称生活现象“美食家”的汪曾祺，因着对所有人的兴趣，则所有阶层的人、各种不同身份的人，都会进入他的小说。大略统计一下，汪曾祺小说人物类型，既有文人艺术家，也有大字不识的平民；既有旧时官僚、军人，也有僧道、尼姑；既有城市市民，亦有乡下农民；既有古人，亦有今人……只要他愿意写，没有不能写的；只要他想写，没有写不好的。
汪曾祺是刻画人物的“圣手”。
对生活感兴趣，对人感兴趣，尤对人的精神世界感兴趣，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作家本人始终充满着热情。只有内心溢满着热情的人，才对人、对生活产生不竭的兴趣。更深层，则取决于作家的“三观”。在文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中，汪曾祺写道：“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对女性的态度和描写，最能看出一个作家的思想或“主义”。《〈聊斋〉新义两篇·捕快张三》是对《聊斋志异·佟客》“异史氏曰”后附一则故事的改写。原故事不满二百字，抄录如下：
邑有快役某，每数日不归，妻遂与里中无赖通。一日归，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诘妻。妻不服。既于床头得少年遗物，妻窘无词，惟长跪哀乞。某怒甚，掷以绳，逼令自缢。妻请妆服而死，许之。妻乃入室理妆；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频催。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盛气咄之。妻返走入房，方将结带，某掷盏呼曰：“咍，返矣！一顶绿头巾，或不能压人死耳。”遂为夫妇如初。此亦大绅者类矣，一笑。[4]
改写文本基本忠于原故事，仅做微小变动：删除“呵叱频催”一句，增加了小酌时心理变化。一加一减之间，顿使小说较之于原故事大为出彩。原故事里，快役一边喝酒，一边催逼妻子快点自我了结，情节上显得仓促；改写小说中，将原文“自酌”二字，衍化、铺陈为一个完整情节：
媳妇到里屋去打扮，张三在外屋剥开咸鸡子，慢慢喝着酒。四两酒下去了小三两，鸡子吃了一个半，还不见媳妇出来。心想：真麻烦；又一想：也别说，最后一回了，是得好好捯饬捯饬。他忽然成了一个哲学家，举着酒杯，自言自语：“你说这人活一辈子，是为了什么呢？”
原故事结尾有一句“此亦大绅者类矣”，显然是调侃；改写本将“大绅”变为“哲学家”，亦不无调侃意味，但主旨颇严肃，属于庄词谐用。张三思考人生，一定想了很多很多，包括人生的目的、意义等。究竟是个怎样的想法，小说没写，可思考的结果，不含糊，而且庄谐杂出：“一顶绿帽子，未必就当真把人压死了！”这可是骇俗之语、惊世之论。
小说后附按语中，汪曾祺赞誉蒲松龄在那样的时代里，“对妇女常持欣赏眼光，多曲谅，少苛求”；对贞节的看法，确乎豁达，实属难得。在观念僵化的清代，蒲松龄的思想是超前的，唯具勇气者，才能既表现了其时代，又远远走在时代前面。汪曾祺则从蒲氏众多小说作品里，挑出附录的一则故事，拈出其思想，加以演绎、敷彩，使之形象化，体现了一个现代作家独具的眼光。
汪曾祺描写女性人物形象，还有更为大胆的。短篇小说《薛大娘》描写同名女主人公：个子高高的，腰腿灵活，“眼睛亮灼灼的”，眉宇之间还有点英气，称得上是个“一丈青”扈三娘似的人物。薛氏奉行人我俱得快乐的人生观念，给孤男寡女“拉拉纤”；自己也不甘于后，喜欢“保全堂”的管事吕三——一年只能回一次家的年轻人，也是个说话很有趣的人，主动约会他，进门后即拉着对方的手放在自己胸前。薛大娘的丈夫种菜，她卖菜，每天早上把菜起出来，削去泥根，在河边洗干净，码放进扁圆的菜筐里，挑起担子，“大步流星地上市了”。肯定与走路有关，她的脚被重重地写了一笔，这亦可谓小说一重要形象：“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美丽的脚。”叙述者于小说末尾再次总结性地赞叹道：“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歪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解放的、自由的人。”比薛大娘还要大胆、坦然的，是《窥浴》里的音乐老师虞芳。比较两篇作品，如果说对薛大娘仅做局部描写，其他隐秘行为，略而不写，留给读者去想象，那么对虞芳老师则属于整体描写。故事由虞芳的学生、吹黑管的岑明引发。她发现这个学生聪明，有乐感，吹奏时带着感情。洋乐队里也没多少机会演奏，岑明很清闲，爱看小说，看司汤达、劳伦斯的小说。人很寂寞，有一天他在练功平台上偶尔看到下面女浴室，有了一次，就有多次，终被人逮住、殴打。虞芳老师解救了他，连问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偷看”，岑明不答；一个是“有好看的么”，岑明摇摇头，这算明确回答了；一个是“她们身上有没有音乐”，这次小男生不仅坚决摇头，而且回答“没有”。紧接着便是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的动作：虞芳老师拉起岑明的手放在胸前；他平时爱看老师的脚，她也知道后者爱看自己的脚，小说特别写道，“双腿修长，脚很美”。
两篇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性描写：大胆而合于人性，直露却又意味无穷，因此而使整个小说氛围显得干净、美丽。人性本应丰盈，活力无限；作为个体的人，其精神世界自当精、气、神三者并具，缺一不可。质言之，汪曾祺小说营构了一个充满人味儿的世界，健康，明朗，其中的人依着本性发展、生活。
写性，汪曾祺是高手。写性，就是写人性，汪曾祺做得如此融洽无间，堪称范本，他人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