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小说中一代少女形象
马金莲小说中刻画有宁夏西海固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少女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她们在少年时代所上的人生“第一课”，就是饥饿。中篇小说《念书》的主人公，已经充分体验了饥饿的感觉——“心里空得要命”，盯着书本看，眼前是一片片苍茫在重叠着飞舞，相互间“直撞出大片的茫茫白雾”，以致最后偷吃了同学的食物。从心底升起的伦理的羞耻，使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满含泪水仰望星空，惧怕那些长了眼睛的星星会看见一个朴实的农村娃变成了贼。短篇小说《柳叶哨》看似写了一个凄凉的单恋故事，实则大半篇幅铺陈了饥饿，这次的主人公是一个失去亲娘、受继母虐待的孤女，她的经验是——“饥饿这东西”很奇怪，当你忙于别的事情时候，它暂时安静下来，就像睡着了一样；当你清闲下来时，它就醒了，一个劲地闹腾起来，此时整个人便“脚底下虚得直晃”。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软倒在地上，没有一点气力了，怎么也爬不起来，只好像成年人一般，扶住土墙“小口小口地喘气”。马金莲写饥饿，不是为写饥饿而写饥饿，她写饥饿，其实是写历史。同张贤亮写五六十年代的饥饿、石舒清写六七十年代的饥饿不同，马金莲则写了本地1980年包产到户以后依然存在的饥饿。抒情性意味颇为浓郁的短篇小说《糜子》，显层面上描写了两个小姐妹看护成熟糜地的情景，深层则是农民获得土地后重新焕发生命以及那种难以掩抑的喜悦。一块被认为不能产出多少粮食的贫瘠山梁，被精心侍弄后长出茂盛的糜子，风过处恰如“河面上流动的清水”，便是有力的证明。可是，即便有如此希望，饥饿仍然普遍存在，一两块杂和面做成的粗饼，就是小姐妹一天的口粮。这是远为不够的。所以在小姐妹俩眼中，爬到山梁上向四外望去，满世界的山头圆圆的，看上去“像无数蒸熟的馒头，一个挨一个，一个挤一个，拥满了视线”。在略带幽默色彩的短篇小说《1985年的干粮》中，那个于饭口上准时出现在门边的孤儿，饥饿赶跑了尊严，驱使他前来分食这一家小姐妹们原本分量不足的食物。这已经是1985年了。小说结尾一笔，“这样的日子好像一直持续了好几年”，颇堪玩味。马金莲的小说并不刻意叙述历史，往往寓于事件描述中，因此而具有厚重的历史意识——“好几年”后，显然是指1992年市场经济全面开放，农民这才真正从对土地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能够有限度地进出城市以谋生。与此相对应，饥饿——这千百年来与西海固地区人民如影随形、摆脱不掉的东西，终于从日常生活中退出，彻底消失了，成为历史。
饥饿是马金莲小说常见的主题之一。在短篇小说《碎媳妇》中，作家借小主人公之口议论道：“人就是这么奇怪，当时饿得死去活来，等时间流逝，回过头去看走过的日子，又发现那里面有一些美好的叫人难忘的东西。”这不是在赞美饥饿。马金莲小说中的饥饿，其背景设置多在1978年或1980年之后，其时无论饥饿程度有多么严重，农民是自由劳动的，多劳者多得，勤能者多食，相反则少食，而非张贤亮小说中那种强制和被剥夺状态。这就是马金莲小说与张贤亮小说虽同为描写饥饿，却有着重要区别的原因。法国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说过，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时地修改，甚至美化过去年代的记忆，“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这是因为“昨日社会里最痛苦的方面已然被忘却了”（《论集体记忆》）。唯从这个角度理解马金莲小说中饥饿主题，差可接近其本意。
马金莲小说刻画的少女形象中，令人揪心、心痛的往往是那些念过书、略略接受过教育的少女，她们中一部分人读了小学，少数读到初中，读到高中的人数很少了，然后因种种原因而辍学回家、待嫁、出嫁。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家庭无力供养、资助；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则牵涉到一种传统、落后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女孩子读书，是在浪费财力，将来总归要嫁到他人家。多数家庭不主张女孩子读书，是此地常态。故在她们的人生历程中，便缺失了两样最基本亦是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和爱情。
马兰，长篇小说《马兰花开》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就是这一类型里面颇具代表性人物。她在校学习成绩很好，她已经明白了知识的重要性，她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可以凭个人努力来达到的目的，离开农村，到城市里上大学、工作、生活。是生性好赌的父亲，为还赌债，将她硬生生嫁了出去，彻底毁了她的梦想。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似乎不能走出那种恍惚的状态。小说对此有许多感人至深的细节描写，比如，马兰打开老柜的门匣，里面摞着整整齐齐的课本，有小学的，有初中的，也有高中的，一本本保存得完好无损。看着扉页上自己亲手写下的名字，一时间竟有些走神、恍惚，难过得吧嗒吧嗒掉下眼泪，“马兰整完书，将门匣重新上锁，把那把黄铜色的钥匙别在墙缝里。她的动作小心翼翼的，带着说不出的痛惜，好像那门匣里锁着的不是一些旧书，而是一段难以割舍的梦想”。即使已经有了孩子，身为母亲了，那个上学的梦依然会不时浮现出来。这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情节发展到结尾部分了，全书就要收束了，又以大幅笔墨描写了这个梦想。某一夏夜时分，马兰又一次梦回校园，这是一个梦中之梦，感伤，且伤痛：
睡梦里依稀听得起风了……她在半睡半醒中听着风声，恍惚回到了几年前的娘家，她还是女儿家，每到秋天挖洋芋……她就躲在洋芋袋子后面抱起一本书看，常常气得母亲哑口无言。那时候她一直怀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考一个好大学，最好是不收学费的那种学校，那样她就没有经济负担，她和每一个大学生一样，在校园里夹着书本走，两边的林荫道上长着高大的梧桐或者别的树木，秋风起，黄叶一片片落下来，落在她肩上、书本上、手掌上，她含着一点忧郁，轻轻地吟一首悲秋的诗词。有一个男孩在远处看着这一切，他从这风景一般的画面里看出了美，然后向着她走来，一直跟着，直到撵上她，和她并肩走路，他们谈理想，谈人生，最后谈到了爱情和婚姻。她是多么的羞怯呀，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
这个细节一般来说很难写好，而且容易写得流俗，但马金莲以梦的形式描写了一个深藏于心间的梦想，则具有了一种忧郁的力量。
对马兰这一类少女来说，最大的悲剧是，她们上过学，读过书；她们懂得知识改变命运，个人的自由是可贵的；她们亲身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然而突然之间，她们从一个高处被强行拉下来，跌落到了人生的低谷，迫使她们再从新进入她们早就想离开的传统农业社会中，被迫学会如何服侍公婆、丈夫，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与她们已经获得的平等意识甚或自由意识，相互抵触。这是一种她们自己未必清楚，却是实实在在的价值观上的痛苦。价值观的痛苦——不同价值的冲突，特别是文明与保守之间的对立，是有着高低之分的。让已经拥有了某一种向上的价值观的人再重回先前的旧价值观之路，其痛苦可想而知。少女马兰们怀抱的校园梦想，之所以一直潜藏于隐秘的心底，即使婚后已为人妇、人母，那个曾经的梦想，却牢牢地藏在心底，难以释怀，无法忘却，正缘于此。而且，马兰们面临的现实是，她们必须改变自己，以适应眼前的生活。即如马兰，婚后不久，看着满屋子的女人们——婆婆和嫂嫂们，禁不住就想，这些女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远门，没有念过书，“根本不知道天底下还有一个叫桂林的地方”；她们脸上的神情平静，是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和这里的山水风土是融合的”，没有抱怨，没有梦想。而自己，一个念过书的高中生，此生就要和她们一样了。焦虑、痛苦和因此而生出的悲凉，将长久地伴随着她，她要慢慢地消化，再一次从头开始，从生活的低谷向上攀爬。这种焦虑在另一个少女身上，同样强烈地体现出来了。《鲜花与蛇》里的阿舍，也念过几年书，出嫁后，想到自己将要和婆婆一样终生守在家里，再也不能自由地到她想望的远方走一走、看一看，“老了，变成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婆子。这想法让人恐慌、不甘。她渴望去外面，看一看世面”。这种梦想和渴望与现实构成了一种冲突关系，人物自身性格亦自具某种张力。
与马兰同命运的少女形象，在马金莲小说中还有许许多多，这类形象是马金莲写得至为成功的，用力多，其感人也特深。这一人物形象谱系里的每一个少女，她们的命运看上去是相似的，然而又是曲折多变的。比如，《烟四花》的主人公，那么朴实、可爱的一个农村少女，态度亲和，在与父辈的抗争中，一学期一学期地来上学，因为每当开学时就会受到阻挠。她常常在和同学们说笑时突然沉默不语了，原来家里人不断地在逼婚。这一天终于来了，她不得不离开学校，和同学们分别后，她是一直笑着走出学校。刚出校门，“就哭着蹲在地上，是她父亲和未来的公公一边拉一只胳膊，拖着走了”。作为交易，她嫁了一个智障。小说以男同学同时也是男友视角，从眼前所见已为妇人的她，一路回忆学校时情景——“对，正是我的高中女同学烟四花。她像那个年代的所有女孩一样，梳了一对小辫子，粗粗的，短短的，绕着细长的脖子垂下来，一根在前，一根调皮地藏在脖子背后”，如今却是一人照顾一个智障丈夫和一个患癫痫的儿子。命运的打击让她过早地变成一个应对艰难生活的妇人，她那张满面风霜的脸上，隐隐浮现着的依然是少女时代清澈的笑容。时光流逝，两相比照，那一丝梦想以及这梦想终化为生命机体的一部分，在小说中得到细致入微的刻写，便成就了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中篇小说《离娘水》（中部）标注小说故事发生时间为2004年，其中特意写道，“情况的好转在这几年，这几年上面开始抓基础教育，所有适龄孩子不分男女一律进学校”。亦即在此之前，现实情况可能更为严酷，比如，“基础教育在深沟湾娃娃身上在某一些年的时间当中出现了一个断层。……反正从前我们庄子里都是文盲。下限就是我们这一茬人，七○后、八○后早期。圆女应该属于八○后晚期。这一茬的山村女娃娃基本上都没有念过书，或者只象征性地念过几天”。如果将观察范围稍扩大一些，马金莲小说中还关注、描写了那些适龄入学而不能的少女，比如中篇小说《金花大姐》里的姐姐，就没能踏进校门，她在母亲的教育下念了一本传统的“女儿经”——烧火做饭，下地劳动，纳鞋绣花等，再等着嫁人。小说也试图探析了教育缺失原因，主因与贫穷有关。在乡人心目中，“念书有什么用呢？投资高，周期长，念到最后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对于我们这里靠天吃饭的屎肚子百姓来说，我们看不到念书的希望。所以我们对于念书的态度是很淡漠的。能识几个字不错了……”。其中尤以女童失学为最甚。
对少女马兰们来说，教育缺失的同时便是爱情的缺失。辍学回家，下一步便是嫁人，基本上没有例外。倘若有哪个少女自主寻求爱情，都以悲剧收场。在这方面，念过书和没念过书的，没有区别。马兰们的长辈是如此，比如《绣鸳鸯》的主人公——“我”的姑姑，一个乡村少女，她和一个文静、瘦弱的走南闯北的货郞私会，于无知的青春萌动里怀孕了，最后被远嫁他乡。当她再次出现在叙述者眼中时，已经是一个有着三个儿女的妇人，神情漠然，邋里邋遢，“老了许多”，她的实际年龄还不到二十岁。这个少女，她犹如一朵生命力旺盛的、鲜艳的花朵，仅仅开放了几天，便衰败了；她用几天时间，换来的是一生的暗淡。而马兰们的同代人亦是如此，比如短篇小说《柳叶哨》里的少女，隔壁家的小男孩在她饿得发晕时，拿自家馍馍救了她，且吹响柳叶哨哄她高兴。从此她的内心世界悄悄地生长出一丝奇异的情愫，愈积愈大，那是一种模糊的却浓烈的情感。当小男孩外出他乡，她多年来止不住地思念。这是一种无望的爱，于最后远嫁他乡之际，少女手握一把翠绿的柳树叶子，骑在驴背上大放悲声，“直哭得声嘶力竭肝肠寸断。事后，人们评论，这些年，村庄里出阁的女儿们当中，就数梅梅哭得泼实，哭声传出好几里，连树上的麻雀也惊得飞起来了”。马金莲小说有时也会写少女们的恋爱，《柳叶哨》是其中颇为出色的一篇。
没有爱情的经历，这人生是不完整的。少女马兰们的世界里，缺了这一项，她们只有顺从“命运的安排”。她们的爱情课程，只能于婚后补课了，可那能称得上是纯粹的爱情吗？恐怕不能，否则，比如马兰也不会在梦中回到校园，梦想一个帅气男生从远处向她走来。反抗的例外是有的，极其罕见。这里试举一例。中篇小说《离娘水》（中部）所描写的主人公圆女，被迫嫁了一个大她十一岁的、脑筋不大灵光的男性，数年后，她毅然离开了丈夫家，带着孩子独自闯到外地，自谋活路。小说叙事结构上颇有特点，圆女的曲折经历，均由叙述者以及相关人等加以表述和补述，由零星传说到最后组成完整故事。小说终了时，安排主人公圆女出场了，由她直面众多相关人众，也直面了读者，悲愤地、了无顾忌地倾倒出多年来郁积心头的话语：
忽然，一个声音急冲冲地打破了沉默：把那个瓜子（傻子），我跟了啥？人活在世上一辈子呢？我总不能一辈子跟个瓜子！都怪我大我妈，爱钱得很，我才多大，月经都还没有来呢，就把我给了人家！……出嫁前一夜不是要洗个离娘水吗，我妈把水罐子水壶放在门口，叫我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女儿家就要干干净净地上路。我真的不会洗，那一罐子水重得很……我把半罐子水倒进了水盆里，这才挂上去。……我一边刨一边眼泪哗啦啦地淌。
这是一种抗争。在让受尽了委屈和命运捉弄的圆女尽情哭诉后，文本中那个隐藏的叙述者似乎仍然意犹未尽、气愤难平。于是叙述者“我”又让妹妹出面——这个女孩子极其讨厌带有交换性质的畸形婚姻，小说给她安排了一个位置：从始至终，她也是一个听者，而且也极关注圆女的故事。她有一句特别令人解气的话：我就是不嫁，看谁敢来娶老娘！她有两个强烈的疑问：世人为啥都这么“恶心”，女儿为啥一定要嫁人？当圆女的故事被完整地复述之后，小妹子对她的姐姐亦即叙述者的几句话，起到了收束和评价功能：圆女离家出走，带着女儿独自谋生，这件事情她做得正确，“没一点错，就应该这样，她这条路走对了”。
多数少女们于顺从之后，只能开始相互间的磨合，于共同生活中感受、发现某种类似于爱情的东西。马兰对人生中这一件重大之事，她的思考或许具有代表性，“由少女迈向成人的这一步，她走得有点匆忙，是在很多因素的推波助澜之下迈出去的。可是，她发现，人生的路上并不是处处悬崖，只要大胆迈过去，就会发现，险途上也会鲜花盛开，绿草成茵”。这当然是自我安慰，终不能消除疑问：“这就是爱情吗？她在悄悄问自己。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他们像众多回民青年男女一样，没有经历漫长的恋爱期，甚至婚前接触得都不多，注定要经历先成亲后恋爱的生活模式。”
马金莲小说的真实性有时还表现在它的边界上，具体地说，它所刻画的多为西海固地区回族少女。如果说这个地区历史文化带有某种保守性，那么，她所叙述的这一族属青年们的婚恋方式，其程度或更甚。
这些少女们，无论顺从的，还是偶有反抗的，她们最终嫁入了陌生的人家。短篇小说《碎媳妇》结末有一段描写，以四处飘飞的雪花比拟了她们的命运：
雪花真的很大，一片连着一片，一片压着一片，前拥后挤从云缝深处向下落。等飘到半空的时候，它们好像又不愿意落向地面，犹豫着，悠然着，又有点无可奈何地落到了实处。雪花飘落的情景，多么像女儿出嫁，随着媒人的牵引，她们飘落到未知的陌生的人家。慢慢将自己融化，汗水和着泪水，与泥土化为一片，融为一起，艰难地开始另一番生活。
这一代少女终究未能改变自身的命运，像不能自主的雪花一般，看似悠然，实则犹疑着，不自主地飘向了无数个陌生的角落里。但是她们的身上毕竟有了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是知识所赠予的。她们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教育，可她们知道知识的重要性，能够改变个人命运。曾经的梦想和渴望，在自己身上没有实现得了，却使她们形成了一个更为坚定的观念，那就是，再也不能眼看着下一代人重蹈自己悲凉的命运之辙了。短篇小说《短歌》的主人公，在一代少女中还算是比较顺利的，考上了师范学校，恰逢“中等师范被淘汰的浪潮”，走出校门即失业，此后便发誓在城里买房，目的只有一个：“凭啥就我不能，我要我的女儿、儿子和别人一样，进好的学校受好的教育。咱一辈子在乡下窝着，到儿子手里还这样吗？”《碎媳妇》里的主人公雪花，她是念过几天书，出嫁后即开始了“辛苦一世的日子”，女儿出生后，打量自己以前的时光，“感觉那些空落像梦一样遥远”；她坚定了一个信念：“女儿长大了一定叫她念书去，可不能像自己一样，这辈子就这样了。”金花姐姐与雪花的想法简直如出一辙，像早就商量好的一样，“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宝都押在娃娃身上了”。
这一代少女，用她们悲凉的命运，结束了下一代人身上可能会出现的宿命，就像雪花消失了，大地变得滋润，她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改变着历史。
不仅如此，这些少女们的不幸经历反过来也教育了她们的长辈，促使他们思索。事实上他们最终经过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并发现了，嫁出女儿，不见得就是完成了父辈的责任和义务。《金花大姐》里的父亲，他本来就主张让女儿上学，无奈妻子阻拦，害了女儿终身。他于愤怒中说出的一番话，或可代表了一类省悟过来的父辈的心声：
父亲忽然烦躁起来，看着我们母亲说都怪你，妇人家没远见，当年我给娃把书本都买好了，你偏偏说家里不能没个打零杂的，现在好了，把娃娃害了。你我在这穷山沟一辈子过活，可以不到外面的大世界里去，但娃娃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真是害苦了她啊！
父辈的观念之改变，多属不易。然而一旦开始了认知过程，那种看上去从来如此、难以变化的观念，也会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瓦解掉。
《马兰花开》开始部分写到墙上一座“万年历”挂钟，表盘上是一幅风景画，有山有水。叙述者说，那可能就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是婆婆和嫂子们从来不知道的地方。通上电，那画面便闪烁起来，风景转动，感觉水都在哗哗地流淌。到小说结尾时，马兰又抬头看着那座“万年历”，“里面的山水还是那么生动，时间在流逝，可是那一幅景致永远年轻，从来不曾陈旧”。自己心间突然涌起波浪，“觉得一晃时间就过去了大半辈子”。这是一个象征，一代“80后”少女们已身为人母，她们感觉到了时间的流逝，即为成熟的证明。她们散落在穷乡僻壤，默默地支撑着生活，支撑了新的一代人的成长。是同为“80后”的小说家马金莲，把西海固地区这一代少女形象搬入到小说文本中，也写入了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