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季栋梁长篇小说《上庄记》^[1]重新书写了西海固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试图改写那个与贫穷、苦难联系得过于紧密的模式化形象，以一种不着痕迹的艺术技巧，让西海固开口说话，呈现出自身真实的形象。作为叙述者的支教扶贫干部，他出生、生长于农村，又求学、工作在城市，这种身份的特别优势在于，熟悉农村的人情风习、民俗禁忌，不摆架子，和农民一起靠在墙根晒太阳、坐在土炕上喝酒闲聊，因而具有一种与农民打交道的亲和力，使农民愿意敞开他们的内心世界——随着叙事进程的展开，始终微笑着的叙事主人公，不觉间成了一个极为出色的谈话对手，他把那些单纯却绝不简单、朴实但绝不愚钝的农民们，慢慢地推向了前台，让他们主动说话。是的，他们已经开口说话了，诉说自己的苦恼、忧虑、欲望和理想；老年人叹息命运，年轻人的心则飞向了山外，对急剧变化到难以应对的现实和不可测知的未来，他们皆怀着极大的不安。但同时，他们也放声大笑，乱开玩笑，看似土得掉渣的方言俗语中，其实饱含着智慧、幽默、讽刺和自嘲。

与技术性结构并行的，是隐于深层的精神结构，这是《上庄记》的一个基本特点，因此它便拥有了开放性视角：上庄的农民们——西海固的一个缩影，不唯自我审视，也于城市的眼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看见了被别人塑造的形象，反观自身，便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苦痛。即此而言，季栋梁以他的书写，打破了贫即愚的传统偏见，也打破了小说中的一类模式化写作。第9节引用上庄人常说的一句话“家穷得连狗都养不起”，这句话后面紧跟着叙述者的一个评论：“贫困，是个我们一直频繁接触的词，报纸、文件、讲话里都有，然而，倘若你不走近，就永远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真正的贫困比我们说的讲的写的更贫困。”即便在如此赤贫的绝境中，上庄人并未活得浑浑噩噩、糊涂颠倒，无论是跑了老婆的李谷、被岳父敲榨得无路可走的李玉堂，还是被乃父拘禁起来要抱个孙子的宝子；无论是留守村中的老者、妇女，还是已到城市里打拼的青年，他们都在挣扎，都在希图改变。更多的时候，是付出超常劳动、拿性命谋生却不得相应回报，他们也会“认命”。但是，认命并不意味着因此而怨愤，而去损害他人；认命也不意味着自轻自贱地否定自己，进而打倒自己。就像李玉堂，他的原本美满的婚姻被生生打散了，承受不住时他便独自跑向榆树梁顶，吼上一段谣曲山歌。这是他们的艺术形式，借以宣泄内心“隐秘的苦难”，吼罢了，唱累了，把不足为外人道、说了也少人解的烦恼苦痛再度深埋心底，挺起腰板去打理自己的生活。叙述者也忍不住感叹道：

我佩服在这块地方上男男女女们的承受力。一段爱情散了，也仅是长吁短叹了几日，塬畔上坐上几日，壕沟里吼上几日，然后，就认命了，他们很少有为情而殉者。维持他们生活的唯一理论就是认命。认命了，他们的心就宽了，而在以后的岁月里，那段如胶似漆的情感经历，会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念想，隐藏在生命里最不起眼的角落，不会再轻易地触动它，任它在贫困与艰辛中漫漶，在忙碌与挣扎中湮没。他们不会对自己说“我曾经爱过”之类的话，但是，当你行走在那片土地上，看到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山梁、塬坡上呆痴痴地凝望时，那他一定是在念想之中了。

叙述者说，他们不需要同情，如果有外人表示怜悯，他们肯定会“无地自容”。他们宁愿独自承受。这些承受者也意识到了他们正在承受着，更明白自己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这一点极为重要，有这种意识和没有这种意识，大为不同：他们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的命运遭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