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几乎无事的悲剧——读刘庆邦短篇小说《鞋》

关于这个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评论界普遍赞誉它在描写农村女性心理方面有一种丰富、细腻的特点。其实，这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有那么多描写农村女性的小说作品，在心理刻画方面要远比这个短篇出色，《鞋》（原载于《北京文学》1997年第1期）的独特的艺术性并不在此处。

这个短篇表现的仍然是文学上一个比较传统的“弃妇”主题。小说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而是另辟蹊径，在这一传统甚至陈旧的主题上创出了新意。不妨稍稍回顾一下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作品，单就“弃妇”主题而言，男性主人公一旦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抛弃了结发之妻，另寻新欢，或者抛弃了未婚妻——所谓未婚妻，大多为乡间礼俗仪式所定而不一定是法律上认可，文学中出现了一批女性受害者形象。《鞋》在使这一传统主题再生新意方面，得益于其叙事构架和技巧。

个人阅读的直观印象是，这个短篇的正确阅读方法是从后面读起，即先读“后记”这一段文字。在后记中，男性主人公终于出现了，他直接面对读者，以无奈的口吻简单地交代了他与女子短暂的关系，而在此时，那个女子早已悄然地退场了，带着一颗受伤的心灵将自己隐蔽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读到此处，你一定会忍不住要关心女子的命运，回过头来，从作品第一行文字开始，陪着女子再经历一番做鞋的过程，体察她内心的种种激动。从叙事艺术角度上说，后记中这段关于女子结局的交代性文字，似显突兀然而又是此前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使作品在整体上表现出不单是技术上的均衡感，也提升了意蕴和分量。

小说超越了80年代那些凡涉及此类主题的作品必不可免的道德伦理方面的纠葛因素，相当节制地描写了传统农村社会中一桩平淡到几乎无事的婚姻悲剧，可这悲剧事件中的个人尤其女性的命运则是作家和读者所共同关注的。所谓传统农村社会，它有自身的结构特点，就男女之间的交往而言，设置了诸多规限，限制、束缚了他们更多交往的可能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异性之间成就婚姻的主要媒介。小说中的女子也是概莫能外。从这一视角看，与其说她爱上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男子，还不如说她根据经验性想象塑造出了“那个人”：勤劳、朴实、憨厚，有一些能力或一点小手艺，懂得疼爱老婆等等，诸如此类的特点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农村女子借以想象未来丈夫的抽象标准。女子面对她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人”，在一种青春期性意识萌动的幻觉中，痴痴迷迷，想入非非，比如，注视飞鸟渐渐没入那人所在的村庄，因而泪眼汪汪；比如，将物质的鞋人格化为那人的一双大脚，紧紧地搂在怀里。这是一个期待着将自己一生完全献出去的干净的梦，然而，这样的梦在多数情况下注定要破灭，她自己又绝难明白破灭的原因。

在自己内心着实热闹了一场的女子是无过失的，只闪了一面的男子也没有真正的责任，他们之间那种根本算不上实质性交往的短暂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只是让一个无辜的女子受到莫可名状的伤害。无过失的悲剧产生真正的痛。如果说作品的艺术成就或感人的力量源自何处，大概也就在此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