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的第二人称
汪曾祺反感小说以第二人称叙事，他说，这是在为难读者：
我认为小说是第三人称的艺术。我认为小说如果出现“你”，只能是接受对象，不能作为人物。“我”作为读者，和作品总是有个距离的。不管怎么投入，总不能变成小说中本来应该用“他”来称呼的人物，感觉到他的感觉。这样的做法不但使读者眼花缭乱，而且阻碍读者进入作品。至少是我，对这样的写法是反感的。有这个必要么？小说是写给读者看的，不能故意跟读者为难，使读者读起来过于费劲。修辞立其诚，对读者要诚恳一些，尽可能地写得老实一些。[1]
法国“新小说”派著名作家米歇尔·布托尔的长篇小说《变》，从始至终用第二人称“你”叙事。小说的内容、情节及线索相当明晰：德尔蒙，意大利某打字机公司巴黎分公司经理，厌倦了家庭生活，因妻子不愿离婚，他悄然离家出走，前往罗马去找情人塞西尔。从巴黎到罗马，一路二十多个小时，主人公的意识活动中，不断穿插进个人生活片段。情节看似跳跃断续，小说大体并不纷乱。第二人称“你”，便是主人公德尔蒙。第二章叙述了离家原因，德尔蒙觉得与之生活多年的妻子如一具“尸体”，所以决心要“离开这个像宗教裁判官似的尸体”：
你要离开这个昂里埃特，和她离婚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永远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处在你这种社会地位，你也要避免任何有损体面的事，斯卡贝利公司是意大利人办的，他们是教权派，是伪君子，对这件事他们会不以为然的。你要离开这个将你束缚住的工作，它会使你沉入使人精神上受压抑的大海底里去，那里只有烦闷，只有自暴自弃，只有劳心费神而又使人阴郁不快的陈规陋习，只有麻木不仁。幸亏你有了这个救星，塞西尔，你吸到一口空气，增添一分力量，这只援助的手伸向你，她是幸福明亮地区的使者。你离开这一使你无穷烦恼的沉重阴影，事实上你终于能够摆脱了它，你奔向那个女魔术师，她只要看你一眼，就使你从可怕的丑化的生活中得到解脱，使你又成为自己的主宰，如释重负地忘掉那些家具，那些饭菜，那个早早憔悴的肉体和那个使人感到疲惫不堪的家庭。
主人公在二十多个小时的旅途中，意识随着时、地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也含有自我梳理、反省、认知的因素。当车抵罗马时，他终于认识到了，即使塞西尔是天仙，是明灯，是雨露，是清新的空气，生活得长久了，她最终也会变得和妻子昂里埃特一样，家庭会再次出现“同样类型的纠葛”，而且情况可能会更其严重。德尔蒙脚步迈出车门的那一刻，意识一变化，主意随之改变，不去约会情妇，而是要找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写作，以“书本的形式”把自己过往的生活、把这一段“艳史”再现出来。全书结尾，主人公看来对自己的写作也颇具信心，他看到那本书的外形已经被自己“握在手中”。一个打字机公司的经理，文学信心如此之高，好生了得。
多年前我读到《变》，那种形式的新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再读，依然感到一种吸引人的魅力。我想，译笔之流丽、丰富，也是重要原因。婚姻生活，这是文学中一个永远也写不完的主题，记得张爱玲说过，婚姻是写不完的，当一个作家说婚姻再也没什么写头的时候，那恰恰是他把自己写完了。《变》的主题也是写婚姻，以新颖的形式写了一个传统主题，以“你”的方式把一个男性隐秘的想法，公之于众了。译者桂裕芳在后记中说，当年小说发表后，一个“你”字就曾引发了连篇累牍的争论。桂裕芳自己的评论，亦为中肯之论，她说：“……这个‘你’好比是一种邀请，使读者置身于小说之中，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这个‘你’也好比是种命令或指责，要主人公去回想不愿重提的往事，从而有所觉醒。”[2]
我重读这本小说，觉得“你”字用得一点也无别扭，这种叙事方式更像是一种倾诉。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人有压抑的话恐不方便说，亦不可随便说。小说中，主人公德尔蒙对自己身处两个女人之间，极为焦虑，“在这两种责备，两种怨恨，两种对你的懦弱的谴责中左右为难”。他要做出选择，而在完成选择行为之前，他唯一的方式就是倾诉，以此来缓解压力、消除焦虑。我感兴趣的是，他在向谁倾诉？第一个对象是明确的，即读者，这没有问题。读者形形色色，有一般修养的读者，也有涵养很高、品味精细的读者；面对不同的读者，一个同样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主人公，他在说妻子坏话时，应该有所顾忌，不至于当众骂妻子是“尸体”。还有第四章中写道，德尔蒙妻子脸上大概有一块癣疥，在他意识中不断放大，竟成了“一大块隐伏的溃疡”，使得她的脸看上去像戴着一个可憎的面具。德尔蒙就想把这块“溃疡”切掉，像做外科手术那样。何其怨毒也！我的直觉是，主人公根本上不是面对众多读者，他有一定的身份，要顾及个人体面；那么，他所面对着的，则是一个更为隐秘的读者，那个读者，就是主人公的另一个“我”。“你”向另一个“我”做隐秘的倾诉，无所保留；一个怨恨妻子的男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妻子破口大骂？答案是：他一人独处的时候。
《变》虽带有先锋性质，思想其实还囿于传统范围。德尔蒙骂妻子为“尸体”、为“溃疡”，觉得那个包括女儿在内的家阴郁无比，他自己因而也疲惫不堪。这不是男性中心主义吗？倘若女性读者阅读《变》，作家一定会招骂的。
我国当代作家中，亦有人用第二人称来结构全篇，这就是张贤亮先生。长篇小说《习惯死亡》用“你”叙事且多变，一会儿是主人公本身，一会儿又指与主人公相对的另一人。如主人公自己：
夕照在郊外的杂草地上闪耀，繁密肥大的蒲苇在湖塘里低吟着夏日的诗章。在你们手挽手蹚过一片幽静的墓地时她低声说出她的希望：要你以后“永远不要欺负”她。你一时还没有明白这是她要将终生托付给你的许诺。你以为她是警告你除了可以握她的手之外，便不能碰她身上任何别的地方。
《习惯死亡》在人称切换上似更纯熟自如。张贤亮曾说过，他在写作这部长篇时，有意识地借鉴了现代派文学手法，如意识流等。或许，张贤亮也读过《变》，亦未可知。
汪曾祺先生主张不与读者为难，可谓用意良善、美好。但文体、方法，只要运用得当，表现得好，似乎不可有一定之规。金代大文学家王若虚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定体则无，大体须有。”[3]而汪曾祺批评的总不能因人称变化而“感觉到他的感觉”，这也正是小说家的特权。
【注释】
[1]《汪曾祺散文全编》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1页。
[2]米·布托尔《变》，桂裕芳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页。
[3]王若虚《文辨》，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