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片》：体现“文章之美”的小说

《底片》是石舒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分为“物忆”“爷爷”“苏菲”“痕迹”“母亲家的故事”等章，每章中又分出若干节，将具有相同性质的描写对象归为一类，如“物忆”一章中包括“黄花被”“老木床”“大立柜”等节。受杂志篇幅限制，发表时作者根据要求删节了至少八万字，篇尾并未注明，故而阅读至终篇时，明显感觉有未尽之意。

《底片》是一部村史，又是一部家史，亦可为作者童年及少年的生活史。小说以作者故乡为地理背景，于记忆和经验中取材，以“诗与真”的理念——所谓“真”者，是作者忠实追述他的闻见，“诗”则寄寓某种深味——写了一个渺小的、不足称道的地方，它既显得独立，却又与外面广大的世界息息相关。实际上，《底片》中的人和事，在作者此前诸多短篇中曾以不同形态出现过，仍然是那个小村庄，活动的也是那样一些人，而长篇小说的形式与结构，重又赋予了他们新的面目；作为结构因素之一的时间，设定在了20世纪70年代，一个灰色、匮乏的时代里。作者熟知的许多亲人和村民，他们或卑微地活着，一如草芥；或尊严地抗争着，要抓住自己的命运，比如叙述者的爷爷，这个命运多舛而又内敛刚强的老人，他“一生最大的心痛和憾事”是未能去守墓园，可为了一家人艰辛的生活，他放弃了。对老人来说，放弃更显尊贵。这令人想到列夫·托尔斯泰中篇小说《谢尔盖神父》中的表姐，她终年辛劳以照顾家人生活，没有时间上教堂，自叹且悔罪，但在谢尔盖神父眼中，她是比自己更为圣洁、更应受敬服的圣徒。类似的描写，在这部长篇中并不少见。

石舒清的长篇小说，不妨说是他短篇小说写作到一个相当程度时，一次艺术的综合性尝试。如果说他的短篇小说更注重艺术、注重想象，这部长篇则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及抑制主观想象方面，尤为一个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毕竟，他笔触所及的，是他的亲人和村民，是他童年和少年的伙伴。总之，都是一些普通人，换用今日一个流行词语，是一些“草民”。普通人或“草民”的历史极易被忽略或曲写。因此，石舒清不仅是为自己写作，他同时也为那些无法掌握文字书写的人“代写”，写他们的历史，写他们的心事，写他们向来难以用文字表述的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他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底线：尊重普通人的历史。张承志曾说过，为底层的普通人代言，永远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无意中会对人心构成侵犯。作家能够意识到这个危险，则是一个基本立场。对一个在艺术上有相当造诣的作家来说，尊重他笔下的普通人有时可能比艺术更为重要。——要补充的一点是，《底片》尊重历史和事实，并非说这些事实呈现了原貌原样，它们为作者所选择、所剪裁，事实细节化了，历史情节化了，成为小说连贯性、一致性的因素，有如作者在“琴”这一节中所说的一句话：“从一个虚静的底片里挣脱出来，还原成一种真实。”年代久远的记忆，如作者自觉到的，有时会“迷离恍惚”，此时作者则忠实于自我感受，受制于艺术自律，让记忆中鲜明的部分活动起来，模糊的部分退居为背景或阴影。

石舒清在短篇小说写作上积累的艺术经验之一，即精雕细琢，在这部长篇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从开篇至终章，这种精致、细微以至奇异的描写，通贯始终，是作者艺术功力的体现。这让人想起“文章之美”的说法。

小说的“文章之美”，是上世纪30年代周作人提出并加以论述的。在为废名小说所作序文中，周作人写道，新文学的一个缺陷，就是“创作不大讲究文章”（《桃园跋》）。他认为废名的小说在现代中国小说界的独特价值，即在于小说中的“文章之美”（《枣和桥的序》）。钱锺书在一篇论文中说到“现代文学”难以评价时，也提出过“文章之美”的说法（《中国文学小史序论》）。

“文章之美”不仅仅是小说创作中的文辞之美、语言之美或意境之美等，当然这些因素也是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周作人根据他自己的文学史观，认为“文章之美”主要还是指小说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当“庸熟之极”时，则不能“不趋于变”，有“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取而代之。这是他对小说的期待或关于小说的“理想”。所以废名的小说于他看来，颇适宜于“坐在树荫下”阅读。“坐在树荫下”，自然不是“文学快餐”式的阅读方式了。

《底片》是一部需要安静下来细细品读的作品。或许，它已具备了周作人关于小说“文章之美”的“理想”因素：“辣”不易辨识，“生”则有之。当面对着那种细致到“陌生”的描写时，由“庸熟”、甜熟的文字培育成的趣味——一种读起来有趣、放下即忘却的速读，积久变得粗糙的口味——会面临挑战：要么渐渐沉入进去，发现其中原有一片“丰厚的寂静”，并由此获得“寂寞的悦乐”（周作人语）；要么掉头弃去，不再回顾。

石舒清的小说在极为有限的范围，或能改变一种口味，养成一种趣味，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