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设想过：一个“天生的”小说家应该是这样一种人，“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在一节二等列车车厢内，他能够信口说出一则故事，迷住所有的乘客”。^[1]

汪曾祺是不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不好说，也不敢说。但汪曾祺一开口即能迷住人，则确然无疑。小说《徙》第一句“很多歌消失了”，一下子挑动了人的想象，遥想那些消失的歌，不由得激活人久远的记忆；第二句“许多歌的词、曲的作者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歌还在唱，词曲作者真的没人记得了；第三句“有些歌只有极少数的人唱，别人都不知道。比如一些学校的校歌”，言归正传，进入小说主题。这便是作者的事、叙述者的事。小说写了一首校歌：“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看吾校巍巍峻峻……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有一个句子，“玻璃一样脆亮的童声高唱着。瓦片和树叶都在唱”，在小说中至少重复了两次，以衬显校歌内涵。小说点明，歌词中也蕴含着“一种遗憾、悲哀而酸苦的嘱咐”，难怪小学生们唱的时候，乌黑的眼睛里都泛着光。与校歌相对应的，还有一首无歌词的“歌”，悲凉，凄婉，歌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高雪的姑娘。这首歌，当然不用唱出来，而是说出来的，它留在了阅读者的心上，如刻，如镂，不能释怀，也就不能忘怀了。

汪曾祺部分小说有一个特点，即先写足了外围，写足了背景，写足了氛围，然后再用或相当或不多的篇幅，引导主人公出场。高雪就是这样走出背景、走向前景的：民国的教育机制，教育系统的倾轧，高雪父亲高先生的孤傲，还有抗战等等。高雪在家里是受宠的，她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只有一次例外，而这一例外，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她本人的计划很美满：初三毕业考高中，将来再到北平上大学。然而，父亲高先生没钱供养，只能让她读师范，她哭也没用。按当时教育部规定，师范毕业须教两年小学，以补偿三年师范学杂费，然后才能考大学。这中途发生了许多变故，高雪的年龄也一年年大起来了，接下来连考两年，不中，第三年抗战爆发，她向往的大学已迁至云南。她想冒险前往，全家人激烈反对，只好窝在小县城，郁郁寡欢。结婚半年后病逝，病名是“忧郁症”。

乱世中，像高雪一样命运的女子，想来应不在少数。评论家和研究者对这篇小说的评论和研究，却多没说到点子上。小说有两处地方写得明白无误，一是高雪自小受到娇宠，一应大小事情尽量满足她；二是高雪死后，姐姐喊叫起来，痛苦极了，“妹妹，你想飞，你没有飞出去呀”。父亲高先生也捶着书桌说：“怪我！怪我！怪我！”高雪的理想受挫了，因此而致病，以至于最终死亡，这解释是通的。但彼时世人中理想受挫者多了，莫非都得死吗？

这里用得上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了。按马斯洛基本需要理论，人有五种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种需要类似于一个梯子，当次一级需要获得满足后，会逐层上升至更高一级。此序列中，任何一个基本需要受挫，即可被诊断为病人。高雪的几个需要，即便生逢乱世，家人都满足了她，只有最后一个需要，即考大学，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受到了严重挫折。可是，这挫折怎么会导致她个人的死亡呢？

按马斯洛的动机理论，人会依着自己本性发展，“一棵橡树籽可以说‘迫切需要’成长为一棵橡树；一只老虎可以看成是正向老虎的样子‘推进’；一匹马也朝着马前进”。就像一粒种子，“人极力要完成他自己真正的本性”。一个人实现了自我，就是实现了其“内在价值”，这种人“最终所爱恋的是价值”。^[2]

高雪在家唯一所能做、所愿做的事，便是浇花；在学校里表现出色的，则是唱歌、弹琴，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弹肖邦的《小夜曲》。她乐意做，后天养成，亦适合天性。她骨子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派头”，令小县城的女孩子们觉出自身的“土”气来。上大学，就是当然之事了，阻碍她，无异于要她的命。她最后一次挣扎，想孤身冒险，冲破战争障碍，奔向已迁往后方的大学。她很爱自己的家人，可前方有一个声音，时时召唤，更具诱惑力；她结婚了，并非丈夫不可爱，而是自己所爱的，丈夫不能给予。高雪，她本性的种子已萌芽、开花，现在需要适宜的环境——马斯洛说，这环境即是空气、阳光和水，缺少了三种因素，花会凋零。高雪死于“忧郁症”，病因则是无能实现的、枯萎了的“价值”。有多少女孩子，屈服了，妥协了，可高雪不能，从高级需要跌落至次级需要层次，她不甘心。飞不出去，则生不如死。死，是命运给她的最后一份礼物，也是她最不想接受的。

高雪最后死在了身为中医的丈夫怀中。他帮高雪穿衣服，穿袜子；袜子穿好了，高雪微微皱了皱眉头，“说左边的袜跟没有拉平”。待袜跟拉平后，她温柔地看了他一眼，轻声说“你真好”，便闭上了眼睛。这一细节，不经意的，却有着足够多分量，仿佛把读者的心轻轻揪了一下，力气不大，疼痛感一圈圈漾开了。

汪曾祺的小说，就是这么的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