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冲突导致了意图偏离——读刘震云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
这部长篇共计二百八十七面，除标题所占页码外，序言二百六十七面，正文仅十七面，如此超长序言的小说，在新文学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部来。不过，按照文学或文章的一般性规律，不论这序文有多长，序与正文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不能因此而被打乱或调换，二者各有其功能，难以相互替代，则为确然无疑。
作为一种文体的序，其性质或功能是对某部著作或某一诗文作说明，或以议论为主，或以叙述为主，或二者兼备，其名称尚有“引”“题辞”等（参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而小说的序言，若不计他人所作序文，自序的功能大概有两种，一是说明写作缘起、作品要旨、人物刻画、作品寓意等等；二是情节本身的组成部分，以引出人物、点出背景等，名目虽异，其实一也，如“引子”“楔子”“序曲”等。在篇幅或字数方面，序一般要小于或少于正文；在功能上，序具有提示、说明等作用。即使出现例外情形，比如序文篇幅大于正文，也不能改变序与正文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序是为正文而写，正文才是重点。
据此，这部小说的意图与实际的描写之间，则存在着太过明显的矛盾。从篇幅、字数来看，李雪莲系主要人物，长达二百六十七面的篇幅，叙述了她所经受的冤屈，其他人物包括县长史为民等，均为陪衬，那么，正确的写法或许应该是，序言写县长史为民，正文写李雪莲——假定小说真的想正面描写一个访民形象。但是，从序言与正文现有结构看，史为民才是主要人物，李雪莲不过是陪衬、是引子，正是她的过失——因假离婚而上访，直接导致了史为民被撤职，毁了他的前程。当年李雪莲在车前举牌喊冤时，时值周日，史为民按约定去为一家饭店剪彩，遂命信访局局长处理，这并无过错，两相比较，史县长的冤情更大，他本人满腹怨愤地说：“当年撤我的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二十多年来，我该年年上访；但为了党和政府，我含冤负屈，在家煮肉。”简言之，这部正文仅有十七面的小说，写一个因受牵连而被撤职的县长，无奈之下开起了饭馆，以一道“连骨熟肉”菜，享誉县城，自称“在家煮肉”，实则借此为抒发愤懑之一途。饭店名曰“又一村”，显系取自陆游名句“柳暗花明又一村”，亦暗含了讽喻、嘲弄之意：县长做不成，回家卖红薯。
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人物李雪莲，反而显得偏执无理、面目可憎。李佩甫长篇小说《生命册》中也写了一个访民形象：房屋充公，老婆走了，三十八年间，仆仆于上访途中，无望地索要已经消失的房屋、追讨已为人妇的妻子，此种诉求，尚在情理之中。而李雪莲为自身的一个过失，上访二十年，最后想要争回的仅仅是“一口气”，既不近情理，也淡化甚至颠倒了小说的显在主题：说的是一介民妇在庞大官僚系统面前的无助与渺小，展示出来的却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们被一个妇女折腾得草木皆兵、神经紧张。
除了意图偏离，小说还存在着一个致命漏洞：第二章第4节末尾写李雪莲告状告到最后，成了赌气，与其前夫根本无关了：
哪怕再告最后一年，也把这口气出来再说。这时的告状，就成赌气了。这时的告状，已经脱离了本来的告状，矛头对准的不是前夫秦玉河，而是法院院长、县长和书记了。
可是到同一章第13节结尾，其前夫死了：
李雪莲的脑袋，“轰”的一声炸了。炸了不是心疼秦玉河死了，而是没有秦玉河，李雪莲告状就没了缘由。……往年是告秦玉河，捎带告些官员；今年却主要是告这些官员，告不告秦玉河倒在其次。但秦玉河一死，告状的链条断了，连同这些官员也无法告了。
一个花二十年时间去告状的人，已经回不到原初起点了，小说不遵此内在情节逻辑，而是弥缝漏洞、自圆其说，甚至出现“因为秦玉河的死，李雪莲的告状成了笑话”这样不应有的失误。那么缘何再度强化一个早被超越的初始理由呢？深层原因可能在于，其一，修复人物形象：前夫死了，“告状的链条断了”，请看，这个偏执而又无理的女性，不也通人情、讲道理吗？其二，再写下去，正文中的主角就无法出场了，所以，只好以秦玉河之死作为理由，匆匆打发李雪莲去上吊，结束两个冗长的序言。
序言的篇幅百倍于正文，其中一定寓含着作家的用意。然而，改变序言与正文的固有形式，这不能算新鲜、新奇，反而是一个错误。现有的文本给人的感觉，犹如一顶大帽子下面，站着一个小小人儿，比例严重失衡，从而导致意图偏离、人物形象主次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