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86年,汪曾祺发表文论《小说的散文化》,谈到了小说典型塑造问题,谈到了散文化的小说一般不十分刻意描画人物。汪曾祺引海明威语:“不存在典型,典型就是说谎。”汪曾祺说,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但过去确有些作家塑造了一些看似鲜明突出实际虚假的人物形象,“要求一个人物像一团海绵一样吸进那样多的社会内容,是很困难的”;作家写作时,不会想那么多社会的、时代的内容,“小说作者只是看到一个人,觉得怪有意思,想写写他,就写了。如此而已”。[3]
汪曾祺小说人物形象是独特的。唯其独特,才易记住。像高雪,小说中还会有第二个吗?当然没有。
汪曾祺是怎样把人物形象刻画得独特起来的呢?读《鸡鸭名家》,可略窥其法。养鸡养鸭子的底层平民,平凡得不入眼。可到了汪曾祺笔下,这一群人个个有本领、有手艺,有的甚至身怀绝技、手握绝活。余大房卖鸡鸭,生意在当地最好,就是因为有个余老五,会“炕”鸭,即孵小鸭,是这一行的“状元”。炕鸭季节,其人表现非同寻常,“他说话细声细气,走路也轻轻的,举止动作,全跟他这个人不相称。他神情很奇怪,像总在谛听着甚么似的,怕自己轻轻咳嗽也会惊散这点声音似的,聚精会神,身体各部位全在一种沉湎,一种兴奋,一种极度敏感之中”。似乎欲罢不能,作者要把笔墨用尽似的,以形容这个先前一腮帮黑胡子、现在一腮帮白胡子的余老五,于暗暗的、暖暖的炕房里,那神态中竟显露着一种十足的“母性”,“他总是躺在屋角一张小床上抽烟,或者闭目假寐,不时就壶嘴喝一口茶,哑哑的说一句甚么话”。空气中笼罩着暧昧的异样气息,是一种“怔怔悸悸,缠绵持续,惶恐不安,一种怀春含情的感觉”。这说的是孵鸡鸭的。另有一个赶鸭子的,其人名叫陆长庚,“更富故事性”。几百只鸭子走散了,丢失了,没事,找这个诨名“陆鸭”的。只见他——
拈起那根篙子,撑到湖心,人扑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一气,嘴里啧啧咕咕不知叫点甚么,嚇——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像来争甚么东西似的,拼命的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到他那只小船的四围来。本来平静寥阔湖面,一时骤然热闹起来,全是鸭子,不知为甚么,高兴极了,喜欢极了,放开喉咙大叫,不停的把头没在水里,翻来翻去。……差不多都齐了,篙子一抬,嘴子曼声唱着,鸭子马上又安静起来,文文雅雅,摆摆摇摇,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他唱的不知是甚么,仿佛鸭子都很爱听,听得很入神似的,真怪!
两个“名家”,一动一静:余老五善孵化,倾向于静;陆长庚唤鸭子,在水面上动。他们共同的特点,出神入化。小说写道,余老五不使用任何借以量度的器械,“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下意识来判断一切”;陆鸭始则发出充满魔力的叫声,聚拢鸭群,继而“曼声唱着”,鸭们听得入了神,一切动作,听其调度。
他们都是平凡到可以被忽略的人。可他们身上不时闪露的,是不平凡,乃至神秘,这不平凡和神秘源于他们的本领,干什么,是什么,且能达到一种境界。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原来普通人也能做到。
汪曾祺小说中的普通人,就其本领而言,一点儿也不普通。《晚饭花·三姊妹出嫁》写秦老吉的三个女儿,分别嫁于皮匠、剃头的、卖糖的,个个身手不凡。麻皮匠走路快,绱鞋更快,锥子在头发里“光”两下,一下子扎过鞋帮,噌噌两下,“流利合拍,均匀紧凑”,常常吸引得路人歪着头看。剃头的原本属于“下九流”,这人的店铺却取名“头等事业,顶上生涯”,其生意以剃光头为主,水热刀快,还擅长掏耳、捶背,一路下来,令顾客“浑身通泰”。那卖糖的和其他卖糖的就是不一样,擅糖艺,做各种动物形象,孩子们买去也玩了,也吃了,更是一门“绝活儿”。一天,三姊妹聚在一起,嘲戏对方男人,不意让秦老吉听见了,厉声训斥:“靠本事吃饭,比谁也不低。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谁也不许笑话谁!”
小人物不小,平凡者不平凡,其精髓在于其立身之道——“靠本事吃饭”。有本事,即便低到尘埃里,精神绝不低贱。
这类人物形象还有值得注意的一面,那就是他们能够做成事情,做一行,旺一行,源于内在的“精气神”。《故人往事·如意楼和得意楼》以对比结构,描写两个生意人。如意楼的老板,一个矮胖子,五短身材,人很精神,“双眼皮,大眼睛,满面红光”,是个勤勉的人。每天店门一开,老板即来店里,各处巡视,有客时点头招呼。连店面的招牌也很亮堂,招牌下面挂一块红布条,迎风飘摆,也似充满着活力。两相比照,对面的得意楼显得暗淡多了,老板细高条儿,疏眉细眼,整天坐在账桌边记账。茶楼其实没有多少账可记。这老板总是皱着眉头,一边抽烟,一边想心事,生意清淡,后来改成酒楼,便脱下长衫,降格为跑堂的。人皆说得意楼总有一天要关门的,原因就是老板精神萎靡,“他老是这么拖拖沓沓,没精打采,吃茶吃饭的顾客,一看见他的呆滞的目光,就倒了胃口了”。《落魄》则干脆写一个老板没精没神,客人来了,死样活气地叫一声,让小说主人公——同时也是叙述者的“我”,不由得生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情感,厌恶到了喊出声来的地步,“去你的吧,这个人,和我这篇倒霉文章”。
《故人往事·如意楼和得意楼》最末一句话:“一个人要兴旺发达,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这是一个标准。精气神,三个字足以概括汪曾祺小说人物家族共性特征。具体到每一个个体形象,则又独具面目,神采奕奕。
汪曾祺《小说陈言》:“写景、状物,都应该抓住特点。写人尤当如此。”这是汪曾祺主要的文学观念,他那些出色的人物形象,无一不显示着各自的特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