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取得的成绩

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取得的成绩

我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立,对各设站单位来说,开辟了一条培养高级人才的道路。同时,国家为了不断扩大博士后规模,为博士后事业发展保驾护航,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提供给博士后更多的机会,以及各类福利待遇和科研经费补贴等,在减少博士后后顾之忧的同时,更加有利于博士后全身心投入研究中,助力产生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经过两年的历练,促使一批国家需要的高级人才脱颖而出,茁壮成长,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真正建设成为高层次人才的“蓄水池”。此外,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对于促进人才合理流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加有利于博士后获取更多的专业知识,扩大知识面,积累人脉与研究资源,为高层次人才成长提供更多的养分。尤其是,政府专门出台了一条规定:“申请人不能申请其博士毕业单位及在职单位同一个一级学科的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这样做不仅打破了各单位、各专业之间的限制,有效避免了近亲繁殖,而且更加有利于推动博士后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事业单位进行充分融合,促使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思想进行充分交叉,建立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交叉学科,培养出一批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才能的科技创新型人才,为培养国家急需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提供平台。

(一)吸引大批留学博士归国

我国博士后制度的建立与当时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人才培养体制有较大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各行各业均百废待兴,特别是教育事业,由于受到严重影响,研究水平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同时也造成了专业人才的断层和高层次人才的极度缺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博士后制度应运而生,从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来看,一方面依靠国内逐步培养,另一方面依靠国外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吸引他们投身到我国的发展大潮中来。依靠国内自己来培养是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面对当时发展形势的急迫性,是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耽搁的。因此,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海外的高层次人才身上,以及当时大批选择出国深造的人员身上,这批出国留学人员学有所成,到了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但是受到当时体制的制约,很多怀有报效祖国想法的高级人才因为户口、档案、待遇等问题的限制,被拒之门外。而博士后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实施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在当时的环境下,为这些高层次人才开辟出了一块“发展特区”,不仅为外籍也为留学归国的高层次人才开拓了一条“绿色通道”。大批留学博士积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文兰院士,他1986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数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相继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任教,1988年,选择回国,到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博士后期间,他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站后直接留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工作。他先后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氏”博士后奖励基金、陈省身数学奖、杰出青年奖等重要奖项,于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再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兰荪,他是首批中美联合招收的研究生,1986年在美国的Rice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到厦门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先后研制出了激光等离子体源飞行时间质谱计、交叉分子—离子束串级质谱计、激光离子源射频离子阱质谱计等产生激光和研究原子团簇的大型仪器等。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先进性工作者,200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据统计,在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留学博士中,约有80%选择以做博士后的方式继续深造。有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招收的博士后中已经有125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显而易见,中国的博士后已经逐渐成为国家科技创新队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从侧面说明了博士后制度在吸引外籍、留学回国等高层次人才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

从1985年招收第一名博士后开始截止到2020年年底,我国招收博士后人员总量达到25万余人,平均每年入站人员为6 000多人。经过35年的快速发展,许多出站博士后已经成为各领域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比如当选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等。不仅如此,在承担国家重点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课题上的比例达到20%以上,同时,博士后群体在各重大科研项目团队中的比例,或者是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中的比例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通过博士后期间的锻炼,有效地将年轻博士毕业生培养成为独立、具有创新思维意识、综合能力较强的学术领军人物。国家出台的关于博士后人员评定职称的特殊政策使得一大批有能力、有水平、有成果的博士后被聘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有的因为工作业绩突出,被直接晋升为教授或者研究员,迅速成长为各个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要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比如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聂建国,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之后,1992年进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做博士后,1994年出站后直接留在清华大学任教至今,其研发的组合机构新体系、提出的折减刚度法等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先后任清华大学结构工程研究所所长、结构工程与振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201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再比如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资助者吴纪华,1994年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1999年进入复旦大学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校任教,她率先对淡水线虫和淡水小型底栖动物进行生态学研究,揭示出线虫群落变动与季节、湖泥分层、湖泥中磷含量的相关关系,2004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资助、上海市科技启明星称号,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年轻科学家中的佼佼者。

(三)加强了科研力量,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立以来,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些科研成果在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人才大数据研究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数字人才研究中心、江苏省人才学会高层次人才融合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博士后发展报告·2018》可知,2018年出站的11 761名博士后共发表学术论文43 010篇,人均3.7篇,发表论文总数比2017年增加397篇,同比增幅为0.93%;被SCI、SSCI、EI、A&HCI、ISTP、CSCD、CSTPCD、CSSCI等收录或检索34 319篇,人均为2.9篇,占发表学术论文总数的79.79%,出版学术著作共计2 235部。承担科研项目26 203项,人均2.2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10 500项,省部级科研项目9 192项,合计占博士后承担科研项目总数的75.15%。获得各类专利9 305项,比上个年度翻了一番多,人均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约为0.5项,有19.2%的博士后获得部委以上科技成果奖或荣誉称号。

通过分析博士后的科研成果统计数据,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博士后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对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一些博士后在较为前沿的、领先的领域内取得了较大突破,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李伟民在CIGS薄膜太阳能电池产业化开发方面,通过热场仿真三维模型优化设计真空退火炉的热源及其温度均匀性,自主设计开发出一套CIGS太阳能电池用硒土/硫化快速热处理退火炉设备,被深圳市认定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人才)计划”C类人才和深圳市南山区C类“领航人员”。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作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曲兆亮自主设计研发了国内首台1 600℃超高温微米压痕仪器,研发了基于实验室光源的高温原位加载CT 仪器,获得了优秀博士后称号。还有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后流动站的解炳腾,进站后对卵母细胞中的poly(ADP-ribose)进行了深入研究,该项研究获得了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千人计划”项目的资助等。

(四)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探索了新的用人、选人机制

我国博士后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突破了传统的用人、选人机制,促进了高层次人才的合理流动,使得博士后可以不用受到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政策制度的束缚,为他们的发展铺设了一条可以在不同专业、研究范围之间自由转换的道路。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外籍和海外留学回国的博士生,为我国人才储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液。不仅如此,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用人、选人时,把博士后经历作为一项基本条件。比如,高校自行探索的“师资”博士后制度已经被大部分高校采纳并根据自身条件进行改革完善后实施,显而易见,“师资”博士后制度的建立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中国博士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一种新的用人、选人机制。

中国博士后制度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到今天,紧随时代步伐,根据遇到的新问题、面临的新困难,进行及时改革与完善,不断推动政策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比如,更新完善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申请办法》《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工作规定》《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同时发布了关于未来博士后工作的“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等规划。除此之外,还设立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等项目课题,为进一步推动博士后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进行交流,特别设立了“香江学者计划”“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等项目。上述政策和项目的发布与实施对于博士后事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构建出适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的同时,还高瞻远瞩地为博士后事业勾画出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我国博士后制度不仅为现有的人事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借鉴方向,积累了有益而丰富的经验,还为其他领域更好地用人和选人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实际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立至今,为国家科技、经济、教育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国家在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上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性重要举措。同时,我国博士后制度能够得到长足发展以及取得显著成绩,是一直以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结果。比如,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构建适合中国发展的博士后制度;江泽民同志对于博士后工作也曾多次提出明确指示,甚至在博士后制度建立10周年之际亲自题词,寄予希望;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要构建我国完善的博士后制度,积极发挥其对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作用;习近平同志先后多次对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工作提出明确指示,同时,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对博士后事业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和期望,我国博士后事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发展并且取得瞩目的成绩与这些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