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
我们心目中早在史前时期的中国，就是一个拥有巨大城池的国家了，这同日本截然不同。只有城市才有被封为受祭礼的地方神。诸侯首先是城主。直到战国的官方文书中，“国”仍被称为“贵都”或“敝邑”。19 世纪后叶的彻底征服苗族（1872 年）也打上了强制城市化，即集体迁入城市的烙印，同公元3 世纪以前古罗马的做法如出一辙。后果是，中国行政的税收政策明显地损乡益城。[2]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国内贸易市场，这种贸易对于满足广大地区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重要性，直到近代，货币经济也不如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3]那样发达。货币体系——当然从某一方面只能看成是衰败的产物——就是充足的证据，铜币对银锭——其成色的验证权掌握在行会手中——的汇率变换不定，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4]
中国的货币制度[5]在貌似现代的成分中保存着十分古朴的特征。“财”字至今保留着“贝”的古老含义。据说，直到1578 年，云南（一个产矿省！）还用贝币纳贡。“币”字中还有“鳖甲”的含义[6]，“布帛”，即“绢币”，周代就已经存在了，绢在历代都可以用来纳税。除此之外，珠、玉、锡也是货币功能的古老的体现者，篡位者王莽（自公元7 年起）试图——没有成功——建立一种龟甲、贝同金、银、铜一起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等级。[7]相反，帝国的理性主义的统一者秦始皇——据不可靠的资料——只允许制造“圆”形的铜币与金币（镒与钱），禁止使用别的交换与支付手段，结果也没有成功。银似乎后来（公元前2 世纪末武帝时期）才成为铸币用金属，到了1035 年[8]才成为南方诸省的税收，这无疑主要出自技术原因。金要从沙中淘，采铜在技术上相对容易些，银则只能实打实地开矿得来。然而，中国人的采矿技术和铸币技术都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据说公元前12 世纪起，可能是公元前9 世纪起，制造的硬币——直到公元前200 年才见诸文字——是浇铸的，不是压刻的。这些硬币因此极易仿制，成色也很悬殊——直到17 世纪，成色差异还远远大于各种欧洲硬币（英格兰金币的成色差将近10%）。拜奥特称过18 枚面值相同的11 世纪的铜币，最轻的2.70 克，最重的4.08 克，6 枚公元620 年的铜币，最轻的2.50 克，最重的4.39 克。仅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就不是唯一可用的流通尺度。黄金储备由于鞑靼人钱袋里的金子而骤增，不久又骤降。因此，金银早就变得稀缺，尽管银矿在相应的技术条件下会很有开采价值[9]。铜一直是日常交易的通用货币。编年史作家，特别是汉代的编年史作家深知，西方的贵金属流通量要大得多。年年有一大批靠实物贡品供应的大型丝绸商队把西方的黄金带入国内。（发现过罗马铸币）这种贸易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已停止了，直到蒙古帝国时期才又得到转机。
在墨西哥——秘鲁银矿开工后的一个时期，银的大部分产量作为丝绸、瓷器、茶叶的等价物流入中国，使西方国家的贸易有了好转，白银对黄金贬值［1368 年（明太祖洪武元年）＝4∶1；1574 年（明神宗万历二年）＝8∶1；1635 年（明毅宗崇祯八年）＝10∶1；1737年（清高宗乾隆二年）＝20∶1；1840 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1；1850 年（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4∶1；1882 年（清德宗光绪八年）＝18∶1］并未阻止铜对银的比价下跌，这种下跌是由于货币经济对银的需要不断增长，而引发了银的身价倍增所造成的。采矿是政权的经济特权，造币也是这样：早在《周礼》的相传9 个机构（九府）中，就有造币局长[10]了。矿山一部分由皇家靠摊派徭役自营[11]，一部分由民间私办，不过前提是产品由官家统购；[12]将铜送往京都造币局——造币局出售超出国家铸币需求量的剩余部分——的高额运费大大提高了铸币的造价。成本自身已相当可观。公元8 世纪时（据马端临的记载为公元752 年[13]），共有99 家现存的造币场，据称各场每年生产铜币3300 缗（1 缗合1000 钱）。各场用工30 人，用料铜21200 斤（1 斤合550 克）、铅3700 斤、锡500 斤。每1000 钱的成本为750 钱，即75%。还需加上垄断性的造币局奢求的造币利润[14]：通常是25%，仅此一点，就是以使打击谋取暴利的盗铸伪币的斗争无望了，尽管这种斗争经久不息地贯穿于各个世纪。矿区还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为了满足大量铸币的需要，政府常常从国外（日本）购买造币用铜，或者没收私人储备的铜。皇室的经济特权和直接经营有时扩及全部金属矿山。银矿向有关的官员缴纳矿山使用费（在19 世纪的广东占20%—33.3%，加上铅则达55%），扣除上缴政府的总数后，落在他们手里的这笔进项，构成了他们在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金矿（主要在云南省）也同其他各种矿山一样，分成块转给矿山师傅（手艺人）进行小本经营，按其产量缴纳使用费，最高达40%。直到17 世纪仍有关于矿山开采技术十分落后的记载，其原因——除了下面要讲的地相占卜[15]以外——是后面要讨论的中国政治、经济及思想结构中固有的普通的传统主义，它一再使各种严肃的币制改革失败。关于铸币贬值，我们从编年史中还获悉到，古代（庄王与楚[16]）曾强令把贬值货币用于流通，但也失败了。从（汉）景帝那儿报告了首次金币的贬值——打那以后就一再发生——由金币贬值而引起的商业的巨大混乱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祸根却显然是造币金属储量[17]的波动，抵御草原夷狄的北方所受的通货波动之苦，恰恰比早就靠金属流通手段富起来的商业中心地南方大得多。每一次战争的财政需要都依赖暴力的铸币改革和将铜钱用于武器制造（如同我们在大战中使用镍币一样）。和平的缔造意味着铜在国内泛滥，因为“复员”士兵可以随意利用军事物资。任何政治动乱都可能关闭矿山，据报道，铸币短缺与过剩都引起过惊人的——即使排除了可能的夸张也是非常大的——价格波动。大量私人的，无疑受到官吏们默认的伪币工场一再出现，各种贪官污吏也总是不把国家垄断放在眼里。国家实行货币垄断的尝试一次次地失败，绝望中只好一再允许私人按照现成的铸模造币（最早在公元前175 年汉文帝时），后果自然是货币制度乱得一塌糊涂。虽然在汉武帝进行的第一次这样的试验以后很快就成功地建立了硬币垄断，清除了私人造币工场，并且通过改善造币技术（镶硬边的钱币）重新提高了国币的信誉，但是，为了资助对匈奴战争（这始终是历代历次货币混乱的原因），不得已发行了信用货币（由白鹿布制成），而且，银币容易伪造，这都使得这次试验最终失败。汉元帝统治时（公元前40 年前后）造币金属奇缺[18]，这大概是政治动乱的一种后果，接着篡政的王莽推行了他那些枉费心机的货币等级试验（28 品铸币！）由政府制造金银货币的事，仅仅是暂时现象，自此似乎再没有提过。公元807 年（唐宪宗元和二年）第一次发行了仿照银行流通手段[19]的国家流通手段[20]，但是，仅仅在开始时获得了银行方式的金属储备，以后就越来越难了，在蒙古人统治下，这种情况尤甚。纸币的贬值同对硬币贬值的记忆结合起来，从此牢牢地加固了镑库本位制（以“两”为单位的储备银条是大宗贸易支付往来的基础）。铜价虽然低廉，但是铜本位制却不仅意味着造币成本惊人的昂贵，而且由于货币运输费用高，对于货币经济的流通与发展都是一种十分不便的货币形式：1 缗1000 枚串起来的铜钱最初折合1 盎司白银，后来只合1/2 盎司白银。由于工业和艺术用铜（佛像），即使在太平盛世，可支配的铜量不稳定也仍然十分重要，并且影响着物价和租税负担。币值大跌大落及其对物价的影响，使一次又一次建立以纯粹（或接近纯粹）的货币税为基础的统一预算的努力都难逃失败的规律，不得不重新退到实物税的路上，其不言自明的结果是经济的僵化。[21]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在同货币制度的关系上，除了要考虑直接的战争需要和其他财政动机外，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物价政策。通货膨胀倾向——为了刺激铜钱生产而放松对造币业的控制——由于采取了反对通货膨胀后果的措施而起了变化：关闭了一部分造币场。[22]最重要的则是，货币本位政策参与决定了禁止和控制外贸：一则害怕自由进口时货币外流，二则担心自由出口[23]商品时外币泛滥。迫害佛教徒和道教徒固然主要是由宗教政策造成的，但也常常有单纯铸币财政的原因；佛像、花瓶、寺院器具和装饰品，总之，一切由于寺院艺术的刺激而动造币原料制造艺术品的做法，都不断危及货币：大量熔化硬币导致货币严重短缺、铜被囤积、物价下跌，结果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经济。[24]国库系统地劫掠寺院、规定铜制品税率[25]，最后[26]还试图推行对青铜器和铜产品的国家垄断，这种垄断后来导致了对全部金属商品生产的垄断（目的在于控制私造伪币）——两种措施都不是长期可行的。后面将要讨论的时松时紧地强调防止土地积聚的禁令，总是使大量的铜落到执行这种禁令的官员们的手里。除了高额货币占有税以外，物价政策和国库的动机也在货币短缺时期造成了最大限度的货币集中。[27]除了铜币以外，铁币也作为铸币时兴过一段的货币，但是，向铁币过渡的多次尝试都未能使状况好转。周世宗[28]（10 世纪时）统治时代记载的官方呈文要求放弃铸币利润、解除对金属使用的控制（以避免对金属制品价格的垄断，同时避免由此刺激工业用金属），但是未能实施。
纸币政策出自类似的考虑。银行债券最初显然具有证券性质：通常是确保批发贸易不受铸币混乱的影响，后来又具有了流通手段的性质，主要用于区域间汇兑，因此刺激了伪造活动。技术前提是公元2世纪以后引进的造纸工业以及与此配套的木版印刷工艺[29]，特别是凸版代替了凹版工艺。国库最早在9 世纪初开始剥夺商人手中的汇兑——谋利机会。最初采取了偿还基金（从1/4—1/3）的原则，后来又多次发行以国库对银行的垄断为基础的钞票，不过，自然没有坚持到底。纸钞最初用木版印刷，后来改为铜版。由于纸的质量低劣，钞票磨损很快，纸钞至少变得模糊不清了，这是战争和铸币短缺造成的。纸钞面额缩小到最小单位，不收磨损的不能辨认的票子，征收作为替代品的新钞票的印刷成本费[30]，金属矿藏严重枯竭[31]，由于兑换地迁到内地[32]而增加了兑换的困难，还有最初纸币的回收期相对较短，后来延长了好几倍（22—25 年）[33]这样做往往是为了对付面值不断减少的新钞票，最后还有一再——至少部分地——拒绝接受作为纳税手段的纸币，凡此种种，都使纸币的信誉一落千丈，尽管政府三令五申，在每一笔大宗支付中纸币都要占一定比例[34]，有时还完全禁止用金属支付，但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一再将纸币支付手段全部撤出流通又导致了通货紧缩，物价下降。也曾一再试图有计划地增加流通手段，但是很快都失败了，这是因为，从财政的动机看，这种做法有导致不可遏止的通货膨胀的苗头。在正常条件下，纸币流通量同金属货币流通量之间的比例，大体保持在18 世纪英国的界限上（1∶10 或者更低一些）。战争、矿区陷于蛮夷之手以及在大规模聚敛财富和大兴土木建造佛教庙宇时期——在非常小的范围内——的工业（确切地说：工艺）用金属，都导致了通货膨胀，战争的伴生现象往往是汇兑破产。蒙古人（忽必烈可汗）进行过分级发行金属债券的试验（？）。众所周知，这种做法曾被马可·波罗大加赞赏。[35]结果却是纸币大肆泛滥。1288 年纸币贬值80%。不过，随着白银大量涌入，银又进入了流通领域。于是，人们又试图确定金、银、铜的汇率（金对银的汇率是10∶1，实际是10.25∶1，1 两银=2005 钱，就是说铜贬值一半）。严禁私人持有金条和银条，贵金属只能充当证券的预备金。对贵金属业和铜业实行国有化，根本不再铸造金属货币。这实际上导致了单一的纸币本位制，随着王朝的覆灭，抵赖了债务。
明朝虽然又逐步开始有秩序地铸造硬币（金银比价应为4∶1，典型地说明了贵金属比价不稳定），目的却是先［在1375 年（明太祖洪武八年）］禁止用金银充当货币，然后［1450 年（明代宗景泰元年）］禁止用铜充当货币，因为与金属货币并存的纸币贬值了。单一的纸币本位制有成为终极货币体系之势。编年史最后一次提到纸币是1489 年（明孝宗弘治二年），16 世纪有过强制性地铸造铜币的试验，但马上就失败了。通过16 世纪开始的直接贸易，欧洲大量白银涌入，才使情况好转。16 世纪末，批发业流行称量银本位制（银锭本位制，实际上是镑库本位制），又开始铸造铜币，尽管铜对银的比价变得对铜极为不利[36]，但是，（各种）纸币自1620 年（明光宗泰昌元年），明朝的禁令——清朝继续坚持了这一禁令——以来，一直受到全面压制，货币的金属储备也一直缓慢但都极有意义地增长着，其表现是，国家结算结构中货币经济的比重增加了。第二次太平天国暴动时发行的国币最后在兑取时贬值，甚至根本不能兑取。
条块形状的银子的流通毕竟有很大的困难。银子总得过称，各省银号可以合法地使用比港口城市大的称来补偿他们那较高的费用。银的纯度需经冶炼场检验。由于用银支付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央政府要求为每一块银子提供产地和检验地的证明。铸成鞋状的银子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品位。
显而易见，这些状况势必导致镑库本位制。大商业城市中银号行会的票据在各地均可兑现，它们着手在其他城市建立行会，强制用镑库本位支付各种商业债务。19 世纪不乏启用国家纸币的建议［1831 年（清宣宗道光十一年）的上疏[37]］。论据全是旧的一套，例如17 世纪初和中世纪的：工业用铜危及货币流通，因而危及物价政策，此外，镑库本位制还把对货币的支配权交给了商人。但是，这些建议并未被采用。官吏是最有权势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薪俸基本上可以用银子支付。他们中间的广大阶层用商业反对北京政府干预货币本位的利益一致，因为他们收入的多寡取决于商业。无论如何，所有地方官吏一致反对强化财政权力，尤其反对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监督，下面我们将看到这一点。
铜的购买力虽然大幅度下降，但在近几个世纪内这种下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渐变过程是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群众对改变现状毫无兴趣或兴趣不大的部分原因。——这里姑且不考虑中国式的支付与信贷往来中银行技术方面的细节，只注意：称量计算单位，两，有3 种主要形式和几种辅助形式，打着银号印记的铸成鞋状的银锭品位极不可靠。很久以来不再对铜币进行任何强制性的课税。在内地，铜本位是唯一有效的。反之银储备量的增长速度，特别是1516 年（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以来，十分惊人。
我们现在面临两个独特的事实：（1）贵重金属占有量的猛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贵金属占有量的增加并设有伴随着传统主义的解体，而是与传统主义不容置疑地强化携手并进的，就所能看到的而言，资本主义现象没有任何明显的进步。（2）人口的惊人增长（以后再谈其规模）既没有刺激经济形式的发展，也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刺激，不如说（至少）与静态经济形式相联系。对此有说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