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教的悲歌

司马迁毕竟是站在儒教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尽管后来从许多方面看似乎都不合乎经典，他很推崇后来成了仙的黄帝（类似道家）。[346]他的宇宙起源论（五行论）显然来自占星术。正统儒家大概会赞同他对财富的评价和这样的观点：只有富人才能正确地遵循礼仪，但是他们对推崇商业营利手段的做法深为反感。[347]他们中某些人对宿命论的“天命”并不表示怀疑：有德之人饿死的事是众所周知的（《史记·伯夷列传》：“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尊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汉代的碑文也提供了类似的内容[348]。这种态度毕竟还是成问题。英雄主义“无用”，这符合后世的学说，但根子还在孔夫子那儿。然而即一切——遭受宫刑的司马迁就是这样诲人的——道德被说成“自我目的”，另一方面又有意造成直接教育君王的效果，这些很难说是合乎经典的。相反，司马迁的大家手笔所运用的编年史书的绝对平和的笔调，则十分出色，符合孔子本人的实践。最富正统儒教气质的是《报任安书》，这是因政治嫌疑而受宫刑[349]的司马迁被起用后写给他在狱中的朋友任安的信，任安曾（徒劳地）争取司马迁的帮助[350]：

他实际上不能（或不愿）帮助任安（免得为自身带来风险）。但是，“长逝者”的魂魄[351]会保留对他（司马迁）的愤怒（《报任安书》：“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就是说，会伤及他），因此，他想对任安讲明理由。“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地地道道的儒家观点）。但他没有着手探讨不幸者（任安）的命运，而是只讲了自己的不幸：宫刑。写信人是怎样自拔的呢？信中说，最重要的有下面4 点：（1）不辱没自己的祖先；（2）不侮辱自己的人格；（3）不损伤理智和尊严；最后，（4）不破坏对于每个人都适用的规则（《报任安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拙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他，写信人，要通过他的书来洗刷耻辱。

如果说，全信有点使我们想起阿伯拉尔那些用冷峻的教训伤害了我们感情的致爱洛伊斯的信中的话（大概也出自类似的理由！），那么，（《报任安书》中）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种冷静的调节则是真正的儒家的做法。即使有违于我们的感情，我们也不愿忘记，上一章结尾时引用的那些堂而皇之的文献本身都是体现了儒家的精神的。司马迁复述的始皇刻石[352]把反“理性”的行为说成是卑贱的，他（以及儒家）的解释则是：只有通过学[353]与知才能引导人们如何合乎理性地去做事。“知”——指通过经典的学习获得传统与经典规范知识——是儒教中最重要的词，必须看到，这正是儒家同中国其他世界观体系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