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修道与老子

个人的神秘主义的或禁欲主义的得救追求，在印度源于一种同祭司无关的受过教育的世俗阶层，特别是受过吠陀教育，甚至仅仅半路受过吠陀教育的贵族。这种得救追求对于（经典）儒教来说，是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利益。它不符合任何官僚制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官僚理性主义中当然也没有立足之地。

隐士[364]自古以来在中国是一直存在着的，不仅是在《庄子》[365]中是这样说的，而且现在的绘画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描绘[366]，并且儒士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有一些资料引导人们去做这样的假想：最初的英雄与士大夫到了晚年在森林里过着孤寂生活。在一个纯粹的武士社会里，事实上“老人”往往被当成毫无价值的人而遭遗弃。很有可能，隐士的“年龄层”最初就是由他们构成的。然而，这都是靠不住的猜测：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像印度那样，把老人隐居的生活看成是正常的。不过，毕竟只有从“尘世”隐居，才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类似神秘主义感受的思考——孔子同他的对手老子一样，过着无官的孤独生活，区别仅仅在于：神秘主义者——老子与庄子——由于自身的得救追求而拒绝做官；孔子则为未能做官而遗憾。对于政治上不得志的士大夫来说，脱离政治的正常形式是隐居，而不是自杀或申请处分。[367]吴国国君之弟仲雍（周太王次子，太伯之弟。因太王欲立幼子季历，他与太伯同避江南，太伯成为当地君长。太伯死后，由他继立，其后人建立吴国。《论语·微子篇》孔子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朱熹认为，这里的隐士虞仲即仲雍）就隐居遁世了[368]，就连那位成功的皇帝黄帝，庄子也说，他退了位成了神仙（《庄子内篇·大宗师》：“黄帝得之，以登云天”）。只能这样看待古代隐士得救的目的，其一是长寿术的；其二是巫术的：长生不老和获得魔法力量是夫子们及少数留在他们身边服侍他们的弟子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接下去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对待世界的“神秘主义”态度和以此为基础的哲学，事实上也真的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