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以公元前478 年逝世的孔子的名义编辑的经典论著，让人从最古老的部分中仍能一睹卡里斯马战争君王的风采。这部赞歌集（《诗经》）中的英雄诗篇也像古希腊与印度的叙事诗一样，歌颂了驱车战斗的国王们。但是，从整体特点上看，这些诗篇已经不再像荷马史诗及日耳曼人的叙事诗那样，是个人英雄主义或纯粹人间英雄主义的心声。国王的军队在编辑《诗经》时已经没有追随者或荷马史诗般的冒险家的浪漫色彩，而是拥有了官僚制军队的特点，这种军队有纪律，尤其是有“军官”。还有——对于精神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国王们之所以打胜仗，并非因为他们是更伟大的英雄，而是因为他们在天神眼里得道，他们的各种卡里斯马品德皆优；敌人则是不信神的罪人，他们通过压制、破坏古朴的风气，来践踏臣民的福祉，从而丧失了自己的卡里斯马。胜利与其说带来了英雄的胜利喜悦，不如说导致了道德化的观点。同几乎所有别的伦理范畴的圣典截然不同的是，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绝无任何“有伤风化”的描述和哪怕仅仅想象的“下流”画面。《诗经》显然经过了系统的净化，这大概是孔子的独特贡献。编年史是由官方历史编纂学和士所修订的，其中对古代传说做的现实的改造显然超过了《旧约》，例如《士师记》中描写的僧侣风范。孔子亲自著的《春秋》中包括对战争过程与惩罚叛逆的简明之极、客观之极的描述，从这个角度看，它有点像上述的楔形文字记录。如果如传说所言，孔子真的说过人们可以从这部著作中特别清楚地认识他的本质的话，那么，就得同意那些（中国和欧洲）学者的意见，他们认为：《春秋》的特点恰恰是用“礼”的观点对事实做了系统的、现实的修订，这就是“微言大义”（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现实意义往往变得模糊不清[273]）。那些圣贤君臣的德行受到天的褒奖，他们的言行堪为君王们的楷模。当官和建功晋升是光宗耀祖之事。虽然侯国仍然是世袭的，一部分地方官职也是封赏的，但是至少后面这种制度受到圣人的质疑，最后只能作为暂时的，而且理论上也包括帝王威望本身的世袭性。传说中理想的帝王（尧与舜）指定他们的继承人（舜与禹）时并没有考虑是否出身于自己臣下的圈子，或是否是自己的子嗣，仅仅看他们本人的卡里斯马，这种品质是由最高宫廷官员证明的。对所有大臣的任命亦依此制。只是到了第三代禹那里，才没有传给他的首相（益），而是传给了他的儿子（启）。

在大多数经典著作（不同于古代真正的文献和碑刻）中，要想找到英雄的初衷，是徒劳的。流传下来的孔子的观点是：谨慎是勇敢的更好的一面，无端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为智者所不取（《论语·述而篇》：“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国泰民安，特别是蒙古人统治（元朝）以来，进一步宣扬了这种论调，帝国逐渐成为一个和平之邦。在孟子眼里，中国境内根本没有正义的战争（《孟子·尽心下》：“春秋无义战”），因为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与幅员相比，军队最后减少到不能再少。在儒士教育与武士教育分家以后，皇帝除了举行文科方面的国家考试以外，还保留了竞争武将资格的体育与文笔竞赛[274]——很久以来，取得这种资格已同真正的军人生涯毫无关系了[275]——这并没有改变军人等级受歧视的状况，这种状况近200 年来在英国也一直存在，武将同受过文化教育的人仍不能平起平坐[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