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一般地位

经过改造的（大乘）佛教那种专门诉诸女人的情感面的非文化的性质[398]，使这个教派十分得宠于后宫。我们一再发现，宦官是它的庇护者，这跟道教的情形毫无二致，特别是在明朝第二个世纪。[399]

除了前面提到的儒家的通货政策和重商主义的利益以外（当然，还有经常性的俸禄竞争），儒家同佛教徒支持的独裁制的对立，也是那些恐怖的迫害的动机之一，但是不管皇帝的诏书多么强硬，不管多少秘密社团（例如白莲教）同佛教有牵连，佛教也同道教一样，并未被真正“消灭”。除了后面还要讨论的地相占卜的理由以外，还有一点也经常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有一些佛教提供的不可或缺的仪典，特别是葬仪，而且灵魂轮回的信仰一旦站住了脚，就一直是通俗的彼岸观念之一。因此，同道教一样，也有被承认的佛教俸禄，[400]不过，本书不准备讨论佛教俸禄的地位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道教。

后世道教的非文化和反文化的性质成为说明它为什么深深地（请注意：不是高傲地！）扎根于商人群中，而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这一事实是下面这个命题的一个（我们将一再遇到的）明显的范例：经济条件从没有单纯地决定过一个阶层的信仰方式。[401]反过来说，道教的特性不可能对商人的生活方式无足轻重。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绝对反理性的，并且——毋庸讳言——变得非常低级的巫术的长寿术、治疗术和驱鬼术。阻止夭折——在它看来，夭折是对罪恶的惩罚[402]，——在（道教的非经典的）财神和一大批被神化了的官吏及职能神面前多进美言，这就是道教的承诺。在道教里根本找不到一点点“市民伦理”，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只是道教的间接的消极作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