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的理性系统化

巫术及泛灵论的观念受到正统与异端的共同宽容，受到道教独有的积极扶植，这决定了它们的庞大力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继续存在。让我们看一眼它们的影响，一般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古老的经验知识与技能本身的任何理性化，都是沿着巫术世界观的方向进行的。只要天文学不是历法科，它就会变成占星术。作为占星术的天文学非常古老，最初是为按季节分配农活服务的。技术原始，绝对没有取得巴比伦人的成就。在反文化的秦始皇统治时期，重新校订了历法，随之而来的是时占术的发展：按照类比法和大宇宙的观念分配计时法，推定吉、凶日（视具体情况而定，而非一般性的）。作为历法官署的“太史”（高级写作家）本来与编年史作家是一回事，后来演变成为官方的天文学与占星术部门。时占业却通过大量复制朝廷制的时宪书（历书、时占术的蓝本）变成了“时日占卜师”的摇钱树，因为每择一个黄道吉日，都得请教他们。

另一方面，占星术同非常古老的气象学也有关系。最初，如格鲁特测想的那样，金星的状况与可见度、星光的种类、风向的确定[403]，都基于贸易风的重要性，但是后来变了：地震、山崩、陨石、怪胎分娩，还有对（作为特别直接的神媒的）小孩子的意外言辞的解释，以及形形色色诸如此类的巫术气象学又造出了一大批专门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文献：如果鬼神错位，其后果将影响到国家的领导。从事这种活动的巫与觋，那些古代的气象学的术士和祈雨师，都被视为“道家”；这行里赚得最多的，是那些跳大神的（千里眼）女人。

药物学及与之有关的药理学，后来展示出值得尊重的经验成就，很快就被按照泛灵论理性化了。前面提到过，长寿术的植物提供神药；这种植物像希伯莱人的生命树一样，大量地生长在“西方极乐世界”，生长在西王母的树林里。中国人的扩张（例如秦始皇为了寻找长生灵药而进行的出海探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发现王母娘娘神药林的希望，在这里就不能讨论了。有一个（被绝对相信的）传说说明了早期的情形：一位侯王听见（！）病魔在他的内脏里讨论如何最好地扎下根来（发烧时做的梦被按照泛灵论理性化了）［《左传·成公十年》：“（晋成）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但是，对于进一步的理性化来说，这还是相当原始的。元素（五行：金、木、水、土、火）、季节、味觉种类（酸、甜、苦、辣、咸）、天气种类等都被与人的五种（！）感官联系起来，进而把大宇宙同小宇宙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巫术治疗的方针。古老的吐纳法旨在“贮藏”支撑生命的气，这是《道德经》里说的（《老子·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除此之外，体操（五禽戏）也作为一种疗法流传了下来。董仲舒（公元前2 世纪）就已经把情欲作为有害于呼吸作用的东西加以反对了，（据德·格鲁特说）公元后问世的《素问》是科学呼吸术教学的经典教科书。除此之外，还有作为护身符的“符”（卡里斯马式官大人的手笔手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不过，我们不打算讨论取自德·格鲁特的这些材料。对于我们无比重要的是地相占卜，亦即（阴）阳术或风水实践的巨大发展。（从德·格鲁特的书中）我们看到，时占家（觋）确定形形色色的建筑物动土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确定形状和位置。经过若干地相占卜学派之间的斗争，形状学派战胜了主张实质泛灵论的对立学派：[404]地相占卜师的获利机会大大增加，或许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从那以后，下面的东西都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了：高山、丘陵、岩石、平原、树木、水、草对于地相占卜都十分重要。一块石头，可以由于它的形状而使整个地区免遭魔鬼的袭击，在这方面，没有无关紧要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从地相占卜的角度看使人生畏的坟茔，才是地相占卜影响的真正的瘟疫发生地，对于任何建筑物，甚至内部结构（宅内水管）也不能缺少地相占卜监督。因为，如果邻家死了人，可能是由于自己的宅子妨的，可能要报复，每挖一座新墓，都会惊扰别的墓鬼，引来可怕的灾祸。特别是采矿的方式，总是一成不变，一旦革新，就会触怒鬼神；最后，铺设铁轨、建立冒烟的工厂——中国早在公元前就认识并使用烟煤了——会神秘地污染整个地区。由巫术控制的一成不变的技术和经济僵滞在这样的信仰中，僵滞在地相占卜师的腰包利益中，完全排除了土生土长的近代交通与实业活动的出现。为了克服这种巨大的障碍，为了逐步把巫与觋以及时占师、地相占卜师之流赶到“骗子”的行列中去，需要地位稳固的高级资本主义，需要官绅投巨资修铁路。但是，（中国）靠自己的力量一直没能办到。

下面这种事并不稀罕，因为从地相占卜的立场看，修渠、筑路、建桥都有危险，所以要连着绕几公里冤枉道；为了风水，也就是地相占卜对自然的改善，允许佛教的——亦即异端的——寺院操办重大的地相占卜仪式，允许和尚为了巨额酬金负责这种仪式。据说，地相占卜师获利高得惊人，遇有建筑纠纷之类的事，每一方都要给他上一份贡。

中国早期那些古老的简陋的经验技能的残余尚历历在目，四大发明也显示出中国人的技术天赋并不低，在这之上却罩上了一座巫术理性的上层建筑：测时法、时占术、地相占卜术、气候占卜术、编年史，由占卜术决定的古典政治学、医学、伦理学。如果说民间的立场和巫术的谋利利益，亦即异端，在这方面实际上往往起着主导作用，那么士大夫阶层本身也从自己这一方面决定性地参与了这一理性化过程。宇宙起源论的思辨离不开神圣的五字：五大行星（五星）、五种元素（五行）、五官、五脏等，大宇宙与小宇宙对应（完全是巴比伦式的，但任何比较都说明，它是绝对土生土长的[405]）——这种中国式的“宇宙一体论”的哲学和宇宙起源论把世界变成了一座魔术园。每一部中国神话都显示出非理性巫术的民间色彩：简陋的没有任何动力来源的机械神腾云驾雾、无所不能；只能求助于破魔之魔。根本谈不上什么奇迹的伦理理性化。

明确的说，这些东西不仅被允许存在，受到宽容，而且得到了发展，这是由于巫术世界观得到了承认，由于这种世界观为巫与觋提供了大量营利机会。道教不仅同儒教一样，是传统主义的，而且由于它那种非文化的非理性，比儒的传统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根本没有自己的“伦理”：决定命运的不是生活方式，而是魔法。在道教发展的最后阶段，正是魔法把它同儒教区分开来的。如前所述，在这方面，儒教同道教是背道而驰的，儒教认为，巫术对于道德无能为力，然而，儒教本身对于巫术世界观也是一筹莫展，尽管它鄙视道教，但在精神上却不能彻底根除道家的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观念。每次触动巫术，似乎都危及儒教自身的权力：“要是皇帝不相信征兆，谁不能阻止他为所欲为呢？”——当有人提议结束这种胡闹时，一位儒士做了这样坚定的回答。巫术信仰属于中国统治权力分配的传统基础。

道教的教义虽然可以同这类巫术的半成品以及“宇宙一体论”的理论区分开，然而，它的作用也不是理性的，也没有形成抗衡的力量。“报应”论是中世纪的产物，被视为道教的，如前所述，那种巫业也喜欢叫同样的名字（道教），佛教和尚则不操此业。根据确切的历史知识，巫业一直掌握在特殊的祭司或术士阶层手中，他们具有平民的性格，或者说，是由平民补充的。道教同儒教有一部分共同的非礼仪的文献，例如一本叫作《秘密福佑》的书[406]就是儒道共奉的。正如上面所说，两家也都有一般的神秘主义前提，只是这种前提在道教中得到了特别专一的发展罢了。另外，与儒教相反，道教与一定的此岸及彼岸的积极希望相联系。在这些希望中，存在着高贵的知识分子阶层所看不上眼的人民大众的民间诸神的价值。道教的平民道士们着手去做的，正是儒教疏忽了的东西，即补足了两种需求：其一是将诸神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归类；其二是将经受了考验的善人及精灵封为神。道教就是这样把官方教义（儒教）非人格化了的名为玉皇大帝的古老的人格神同老子以及一位来历不明的第三者合成了三位一体的所谓的“三清”[407]，还把被广为尊奉的民间八仙（部分是历史人物）以及别的一大批天仙图解化了，并确定了城隍（往往是一位被封为神的城里大官）的职能是为居民来世的命运做言行记录，也就是主管天堂与地狱。只要出现了组织起来的祭祷活动，道教总是要把这种祭祷组织和新封的自然神及英雄神掌握在自己手中。经费一般来自地方利益相关者的认捐和轮值，只在重大的节日里才由道士设坛斋醮（供斋醮神，借以求福免灾。方法是清心洁身、筑坛设供，书表章以祷神灵）。

除了这种受到官方宽容的非官方的祭祷以外，从那些最早的自称为老子“弟子”的著名写作家的时代起就有了秘传。秘传把具有道的天赋的人当作各种超人力量的代表，赋予他们向渴求者施神秘福祉的任务。

据上所说，如果历史上真的存在着这种秘传道教同老子或其他神秘主义者之间的联系，那么这种发展决不会令人吃惊的，因为在中国也同全世界一样，如果找不到从有天赋的人的贵族救世主义的卡里斯马通向一种理性禁欲之路，那种从根本上就是非经典的冥想，尤其是古代隐居修道的进一步发展就只能从与神的神秘的泛神论的合一中直接导致宗教仪式的巫术：即仙界的魔幻影响及对仙界活动的巫术法则的实际适应。正如我们在“导论”中阐述的，几乎不可能有另外一条从大彻大悟者的贵族救世主义向一种民间信仰过渡的路。

贵族启蒙救世运动对大众需求做出的适应是礼仪性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又出现了人类崇拜的发展：有天赋的术士是“阳”气的代表，成了崇拜对象和活“救星”。中国政府出于政治原因，在19 世纪以前很难容忍这种人类崇拜的发展。在公元前4 世纪，就有关于祈祷好收成时对某位活着的卡里斯马代表的礼拜式的尊崇。[408]巫教后来的实践则只允许祭拜已故者，特别是被证明有卡里斯马的官员，密切防范任何封活人为先知或救世主的做法，一旦某种做法超出了特定的巫术技术专家的不可消灭的活动范围，一旦导致教阶制形成的危险，就要严加阻止。

不过，如前所述，道教总是成功地得到皇帝的承认。11 世纪时甚至设置了道教科举制度。这种制度以儒教科举制为蓝本，也设5 级，与正统科举并列（早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即公元737 年已设置了道教科第）。考试的目的是为受过道教教育的学生开通仕途：做官、拿俸禄。然而，每一次儒家学派都坚决反对，并成功地将道家逐出俸坛。争论的焦点是经济与社会问题：谁应当享受帝国的税收成果？在这些斗争中，儒教同所有宗教信仰及巫术的深刻的内在对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上所说，道教术士几乎总是通过儒士的传统敌人——后宫和宦官找到入朝之门。在公元741 年的一次尝试中，一位宦官当上了中书令。反对让女人那歇斯底里的狂热及对迷信、奇迹的宽让插手国家事务领导的，是与罗马精神相近的儒教的高傲、阳刚、理性、清醒的精神。对立一直以这种方式存在着。前面曾在别的场合引用过一位翰林学士1878 年（清光绪四年）因在一次大旱中群情浮动而写的奏折，明确地奉劝两位摄政的皇太后：要维护和重建宇宙的秩序，不能感情用事，只能靠“毫不动摇的沉稳的精神”，此外还要正确地履行对国家所负的礼仪和伦理的义务。奏议人以真正儒家的气魄一针见血地补充道，就他而言，无须揭穿鬼神的秘密或识别征兆，但是幼帝身边的宦官和奴仆应当防范会带来异端危险的迷信之说。最后，他规劝（前边引过规劝的内容）太后们，应当通过修德而不是用别的方法斟酌局势。这块儒家信念[409]的丰碑以其高傲的率直感人至深，同时也显示出古来对立的明白无误的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