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主义偏重礼仪与行政管理技术的特征。向和平主义转化

在中国，12 个世纪以来，由教育，特别是考试规定的出仕资格，远比财产重要，决定着人的社会等第。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学教育，把它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的国家，这种重视远远超过了欧洲人文主义时期或者德国近期。早在战国时期，受过文学预备教育——最初仅指通晓文字——的候补官员阶层，就作为向理性的行政管理进步的代表和一切“聪明才智”的代表，周游列国，并且像印度的婆罗门一样，构成了中国文化统一的决定性标志。那些不是按照正统的国家观念来由受过文学教育的官员治理的地带（包括飞地），被国家理论视为异端的和野蛮的，正如印度教疆域内不被婆罗门承认的部落地带之于印度教，或未组织成城邦的地区之于希腊人一样。政治组织及其代表的这种不断发展的官僚制的结构也铸造了整个文化传统的品格。

中国的统治阶层——尽管这种统治有时中断，且经常处于剧烈的斗争中，但总是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现在和过去，整整两千年以来，始终是士。据史书记载，1496 年（明孝宗弘治九年）皇帝第一次用“我的先生们”[259]来称呼他们，也仅仅对他们用了这种称呼。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的是，这个居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没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性格，也没有犹太教拉比、印度教婆罗门、古埃及祭司或埃及及印度的文书的性格。他们虽然受过礼仪训练，但这却是高雅的世俗教育。封建时代的“士”，当时官称为博士、“活书库”。他们虽然主要是礼仪通，但却不同于印度，既非出身于祭司贵族门阀，例如《梨俱吠陀》（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千吠陀之一，又译《赞颂明论》，成书约在公元前1000—前1300年，是最早的吠陀本集，共10 卷，收集了1028 首赞歌，其中11 首是后来增补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然神的赞颂）的仙族，也非来自巫术帮会，例如《阿闼婆吠陀》（四吠陀之一，共收赞歌730 首，有些在《梨俱吠陀》中出现过。该书是巫术、咒语的汇集，但也有一些哲学和科学的萌芽，成书年代较其他吠陀迟）的婆罗门，而是——起码主要是——封建家庭的后裔，特别是长子以外的儿子们。这都是些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尤通文学，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建立在文字学和经籍考据的基础上。尽管中国的文字体系很复杂，但平民百姓也能学会，于是就能分享文字学者阶层的尊严了：早在封建时代，士阶层就已经不是一个世袭的等级，也不是排他的等级了，这一点与婆罗门截然不同。直到近代，吠陀教育仍基于口口相传，断然拒绝职业巫师的行会式伎俩所惯用的传统文字纪录。与此相反，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礼书、历史和史书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260]早在最古老的传说中，古文字就被说成为神奇的东西[261]，识文断字的人被视为神奇的卡里斯马的化身。而且，我们将看到，如今依然如故。但是这些人之所以有威望，并非由于魔力的卡里斯马，而是由于文字和文学知识本身，另外，最初或许还有占星术知识。他们并不用巫术帮助个人，例如像巫师那样为人治病。下面（第Ⅶ章）要提到，为此分化出了种种职业，在中国也同全世界一样，巫术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前提，但是只要涉及共同体的利益，神灵的影响就掌握在共同体代表的手中了：对于政治共同体来说，掌握在身为大祭司的皇帝与诸侯手中；对于家族来说，则掌握在族长与家长手中。理性的手段：治水，自古以来就影响着共同体的命运，特别是收成，因此正确的行政管理制度，自古以来就是最基本的影响手段，包括对神界的影响。文字学是了解传统的手段，除此之外，历法与占星术也是推知天意的手段，天意主要决定着吉日和凶日。士的地位似乎也是从宫廷星占家的荣誉中发展出来的。[262]认识这种重要礼仪的（最初似乎也是星相学的）秩序，并据此向有关的政权进言，是读书人的事，并且非他们莫属。史书记载的一节轶事形象地指出了后果。在封建时代的魏国，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吴起，被认为是一部符合礼仪的兵书的作者，直到今天，该书仍是权威的入门读物，即《吴子》），同一位士（田文，参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争夺宰相地位。士受任以后，两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士甘愿承认，他既不能领兵打仗，也不能像将军那样胜任类似的政治任务，不过，他提请自认为更有资格做这些事的将军注意：一切革命正威胁着王朝，将军当即承认，更能保住江山的不是他，而是士。旧传统的识文断字的专家同样是维护正确的国内行政秩序和国君的正确的卡里斯马生活方式——礼仪上和政治上的——独一无二的行家。同本质上关心外交政策的犹太先知截然不同的是，他们是受过礼仪训练的文人。政治家最初倾向于内政，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人也想从各自诸侯的立场出发为强权政治效力，他们自己也爱以诸侯交换文书作者的身份和内官的身份深入干预外交事务。

在“正确的”国家管理问题上的这种一贯的倾向，决定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阶层广泛的实践政治的理性主义。史书告诉我们，士有时也是勇敢的政治革新家[263]，这同后世严格的传统主义成为鲜明的对比。他们因为有文化而极其自负[264]，诸侯对他们毕恭毕敬[265]——至少史书是这样渲染的。他们为世袭君主效力，与君主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性格特点。我们早就知道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对于士阶层的起源，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似乎曾经是中国的占卜师。皇权的祭司特点与政教合一的特点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文学的特点：官修编年史、经过巫术考验的战争与祭祀诗歌、历书、礼仪和仪式书籍，决定了他们的地位。他们用自己的学术支持国家的那种教会性质的机构，并且以此为行动的既定前提。他们在自己的文献中创造了“官职”概念，特别是“官职义务”与“公共福利”的伦理。[266]如果史书尚可信，他们一开始就是封建主义的对头和国家的挂职慈善组织的拥护者。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从他们的利益立场出发，只有（受过文学教育的）合格的个人才能治理国家。[267]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自身的需要，给诸侯指出了军事独立的道路：独立制造武器、建立堡垒，此乃“平天下”之道[268]。

这种在诸侯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产生的中国士大夫同封建幕僚的紧密关系使士既不同于古希腊的俗人，也不同于古印度的（刹帝利）俗人。士倒是比较接近婆罗门，不过也有重大区别，一是士在礼仪上臣服政教合一的祭司；二是没有种姓划分，后者与前者以及文字教育密切相关。与本来的官职联系的方式当然发生了变化。封建列国时期，各国宫廷竞相延聘士，他们也寻求最有利的机会，以期得到权力——别忘了——还有收入[269]。于是形成了整整一个流浪的“诡辩家”（处士）阶层，很像西方中世纪的游侠学者。下面我们还会看到，也有原则上不做官的士。这个自由活动的士大夫等级当时同印度、古希腊以及中世纪的僧侣和学者一样，体现着哲学流派的形成及其对立。尽管如此，士大夫等级本身却自认为是统一的：既有等级荣耀[270]，又是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唯一代表。对于作为整体的等级来说，充当诸侯幕僚是正常的、至少也是正常追求的收入来源和活动机会，这种关系一直是这个等级同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区别，起码也是同印度俗人教育的哲学家（其意不在为官）的区别。孔子和老子都做过官，后来丢了官才过起教师和著作家的日子来。我们将看到，谋求官位（教会国家的官位）对于这个阶层的精神方式至关重要。尤其是，这种倾向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排他。在统一国家里，没有了诸侯对士的争夺。现在反过来是士及其门生争夺现成的官位，预料之中的结果是，一种适合这种条件的统一的正统教义的发展，这种教义就成了儒教。随着中国的国家制度日益俸禄化，士大夫阶层最初非常自由的精神活动也停止了。当编年史书和士的大多数系统性的文章出现时，当被秦始皇灭绝了的经书又被“再发现”，并且被儒士改订、修饰、评注从而取得了规范的效果时，向正统教义的发展也达到了白热化。

史书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整个发展都伴随着天下太平，确切地说，是天下一统的结果。无论在哪里，战争都是“少壮派”的事。“60岁回桥”[271]昔日（在古罗马）是反对“元老院”的斗士口号。士却都是“老人”，或者代表他们。秦缪公听信“少壮派”（武士）的话，而没听虽然无力，但却有经验的“老臣”的话，从而犯下罪过，缪公那公开的窘迫忏悔，在史书中流传下来[272]（据《史记·秦本纪》载：郑国的叛徒向秦国告密，怂恿秦国偷袭郑国。秦国老臣蹇叔、百里傒力陈偷袭之害，劝秦缪公不要打郑国。秦缪公一意孤行，结果未能偷袭郑国，反被晋军大败。秦三将被俘。三将被放还时，缪公素服郊迎，向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百里傒和蹇叔当时都是百岁以上的老人）。实际上，在向和平主义转化并进而向传统主义转化中，关键是：传统取代了卡里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