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制度与王安石的变法试验
在始皇帝统治下，全国被解除了武装［据传说，由官员在36 个为此而设的郡中收缴来的武器都被铸成了大钟（《史记·秦始皇本纪》：“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按理，天下应当太平了（秦始皇在他的诏书中再三宣布天下太平）。但是，还要把守边塞，因此，老百姓被迫轮流去边关服役，同时还要为皇室的土木工程服苦役（兵役与徭役各一年）。不过，这种期限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如前所述，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平民百姓用于建筑目的的徭役负担极大增长。不过，军队基本上依旧是一支职业军队。这支禁卫军挑起了连年内战。因此，汉朝试图用强募的军队来代替（或者补充）常备职业部队。凡年满23 岁的男子都应在常备军中服役1 年（卫士），然后在民兵中服役2 年［材官士（西汉时根据地理特点训练兵种，内郡平原及山阻地区训练步卒，称为“材官”，后世多称供差遣的低级武士为材官士）］；规定训练射箭、骑马和驾车，直到55 岁止。每年服徭役1 个月，可以雇人代劳。这些计划旨在缔造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还很难说。无论如何，公元6 世纪时，徭役非常繁重：视收成好坏，在理论上每家有一个劳动力一年正式要服三旬徭役。此外还要参加军事训练以及到遥远的西部戍边，中国的诗歌对这种使骨肉多年分离的戍边颇多怨词。徭役不断地增加，在刚才提到的唐朝的土地改革中规定，不纳税的人所服徭役达五旬。有时，同时征集100 多万人参加大规模的江河工程，有形式上的普遍防卫义务（民兵义务不过是空话，只会阻碍有技术、有用处的军队出产），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禁军”的新兵当时是强征来的（至少在某些省份），还按照近东的做法，将被征的兵在脸上烙上印证（1042 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从可以找到的一切资料分析，组成军队核心的往往是雇佣兵，他们的可靠性一直很成问题，主要取决于定期的雇佣金。长期财政危机迫使政府1049 年（宋仁宗皇祐元年）缩编军队，当时帝国正面临北方蛮夷入侵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王安石试图通过一场理性的改革，为建立一支应付自如的能派上用场的军队创造资金条件。如果把这种改革实验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只有从非常狭隘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提法才是贴切的。就是说，它很像托勒密诸王实行的垄断的银行政策与粮食存储政策（尽管并不完全相同），这种政策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基础上。
实际上[205]，这次试验是想通过有计划地补贴，调节农作物的种植，通过中央政府手中垄断的有计划的粮食销售制度，同时通过用货币税取代徭役与实物税（均输法）（授权总管六路的发运使，根据库藏和收支情况，凡朝廷所需货物，可动用国库拨款并移用六路财赋，尽量在价格低廉的地方或就近采购，存储备用；丰年歉年互相调剂），来创造货币收入，获得资金创建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无条件服从皇帝调遣的强大的国民军。从理论上讲，每两个成年人中有一个应征入伍，为此目的，进行了人口登记。配合人口登记，恢复了由推选出来的长者负责的十家组制度（保甲法），保甲负有惩戒责任，各户轮流值夜。此外，武器（弓箭）通过国家分发给轮流参加地方民兵的应征者，马匹由国家购买，交给体检合格服骑兵役的人使用和饲养，每年检查，如果领走马匹的人失职，可能要缴纳赔偿金。国家的仓库一直由实物税填充，摊派给有钱人管理：这是一种能叫人倾家荡产的重负，同时也带来了形形色色可想而知的敲诈勒索，从现在起要转到领薪俸的官员手里，被置于货币经济基础之上，为系统地扶植经济服务。政府赊贷谷种（青苗）、赊贷实物或货币，利率20%。地产要重新评价、重新分等，进而确定租税、徭役（募役）和个人份额。还想用货币税收入雇工，以取代可用货币代偿的徭役。除了推行货币税以外，垄断粮食贸易是从那时起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改革建议的核心点。政府应在粮价低廉的（收获）季节买粮入库，并由这种库存中进行前边说的赊贷，不过也从中牟利。缔造一支专业官吏队伍，特别是训练有素的法官，应当在技术上保证变法实现；全体地方官厅每年提出和判定的预算，应当从经济上实行统一的财政管理。
王安石的（儒家）反对派除了反对制度本身的黩武性质以外，还特别指摘危及官僚威望的全民皆兵，因为会导致起义；由于取消了商业，而让人顾虑纳税力；尤其是皇帝的“谷物高利贷”：有息赊贷种子和货币税试验[206]。王安石的变法在军制这个关键问题上彻底失败了，根据各种类比，无疑由于没有一个在这方面必不可少的行政班子，在农村的经济状况下不能很快地收缴货币税。他（1086 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 世纪又被取消了。早在11 世纪末，军队的核心已经又由雇佣兵队组成了。缔造专业官吏队伍时威胁到儒士的俸禄利益——他们的利益正是全部变法斗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深知如何阻挠建立专业官吏队伍。后妃们一开始就对新法持反对立场，因为她们的宦官们已经看出了改革会危及她们的权力利益。[207]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在关键问题上失败了，那么它似乎还是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以后要讨论的中国的“自治制度”就是通过这种多次提到的十家与百家联合体（应为10 家保、50 家大保、500 家都保）的理性化保存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形式。
政府对土地分配的深刻干预，后来也曾多次出现。公元1263 年（宋理宗景定四年），在反对蒙古人的战争中，政府为了筹措资金，用国债券没收超过规定的占有界限（“100 亩”）的土地，随之而来的各代也不时通过没收而使国家的直接财产猛增（明朝开国时，浙江仅有1/15 的土地是完全的私产）。国家仓库制度（均输）本身很古老[208]，早在王安石的计划之前就已经起着重要的作用，15 世纪以后逐渐成为固定的形式：秋冬买入，春夏卖出，逐渐成为为了维护国内安宁所进行的调节物价的手段。最初购买不是自愿的，而是强制的；缴售的收成比例通常在1/2 上下浮动，然后按税结算。税率浮动幅度很大，占收获量的1/15—1/10，即极低的比例，如前所述，在汉代是正常税率，不过要考虑到，还有附加的徭役。正因为如此，税率并不能反映现实的负担，所以我们对税率的具体发展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