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政敌：独裁制与宦官

要理解士大夫总的政治立场，必须先弄清楚他们须同何种势力进行斗争。我们暂不考虑异端教派（指道教），这是后面（第Ⅶ章）的话题。士大夫早期的主要对头是不愿被挤出垄断地盘的封建时代的“门阀士族”。他们被迫向世袭制的需求以及文字学的优越性让步，找到了通过皇帝的恩宠为自己的子孙开辟锦绣前程的门道，后来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捐官者，这是等级拉平及财政中的货币经济的顺乎自然的结果。在这里，斗争不可能永远、绝对取胜，而只能相对奏效，因为军需是无财力的中央行政唯一的财政手段，每一次都提供了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机会，直到最近依然如此。后来是专职官员对行政管理的理性主义的关注。这种关注早在公元601 年（隋）文帝统治时就出现了，在王安石变法时期，于1068 年（宋仁宗熙宁元年）在（抵抗辽兵入侵的）防御战危困时曾大获全胜。只是这种胜利太短命了，传统卷土重来，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儒家只有一个始终存在的大敌，这就是独裁制和为其撑腰的宦官政治：[312]这是后宫影响所致，正因为如此，儒家对后宫极不信任，深为关注。不洞察这种斗争，就无法了解中国的历史。

早在秦始皇时代，就揭开了这场延续两千年之久的斗争的序幕，以后的历代王朝都贯穿着这一斗争。强悍果敢的统治者自然总是试图借助宦官和草莽暴发户来摆脱受过教育的高雅的士大夫阶层的束缚。许多反对这种绝对主义形式的士大夫，不得不为了他们等级的权力而抛颅洒血。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士大夫总是一再获胜。[313]每遇旱、涝、军事失利或危险事件，他们都立刻把大权抓到手里，因为这些灾异事件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结果，而以御使和翰林院为代表的儒士则是传统和经典生活方式的卫道士。每遇这种场合，总会提供“言论自由”、召开御前会议，结果又总是：取消离经叛道的统治形式、处死或放逐宦官、使生活形式返回古典范型，简言之：适应儒士的要求。由于王位继承的方式，后宫干政的危险相当大：妇人监护下的幼帝有时几乎成为规律。最后一位摄政的皇太后慈禧还曾试图与宦官一起进行统治。[314]至于在这些纵贯全部中国历史的斗争中道士和佛门弟子扮演了何种角色：他们何以成为阉党的盟友，在多大程度上是天然盟友，在多大程度上是趋炎附势，这里暂不讨论。顺便提请注意，就连占星学至少在近代儒家眼里也是离经叛道的迷信[315]，是反对作为治国之术的君道卡里斯马的独尊地位，而最初占星学并没有如此受排斥。大概翰林院反对占星家集团门户倾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16]，耶稣会的天文学观测仪器或许也是一个原因。

士确信，迷信宦官培植的巫术，是万恶之源。陶模在他1901 年的奏折中谴责西太后1875 年（光绪元年）排挤真正的王位继承人之过，她当时全然不顾群臣的抗议、吴可读的尸谏。陶模的这份遗谏以及告子书表现了他的阳刚之美[317]，人们毫不怀疑他的纯真而深刻的信念。西太后和不少亲王还相信义和拳有巫术保佑，这种想法足以解释她的全部政策，其中无疑有宦官的影响。[318]临终前，这位毕竟还算堂皇的女人留下了她的忠告：（1）永远不能再让一个女人来统治中国；（2）永远废除阉党政治。[319]如果报告无误的话，这份遗嘱以她所预想不到的方式执行了。但是，不容置疑，在真正的士看来，从此以后的全部历史，尤其是“革命”和王朝的覆灭，只不过能证明对王朝古典德性的卡里斯马意义的信念是正确的，一遇儒教匡复古制（虽然不一定，但却有可能），就会这样评价。

和平主义的儒家士大夫以国内的政治安定为己任，天生厌恶军事势力，或者不理解这类势力。前面谈到过儒士同武将的关系。我们知道，全部编年史都规范地充满这种记载。史书中也有关于抗议把“御林保镖”擢升为大臣（与官吏）的记载[320]，特别是在宦官成为纳尔塞斯（480—547，拜占庭将军，原是皇家宦官侍卫指挥官，后升任财政大臣、皇家内侍总管）式的宠将时，对于真正的独裁世袭制军队的仇视就更可想而知了。士以推翻了大众化的军事篡权者王莽而自豪。暴君独裁时总是很容易引起平民统治的危险，不过只有这一次尝试（王莽改制）是著名的。另一方面，士服从实际政权，包括由典型的篡权（如汉）或入侵（蒙古人、满人）建立的政权，甚至不惜牺牲——满洲人就录用了50%没有教育文凭的官员——如果统治者一方满足他们的礼仪要求，以礼相待，他们就会识实务，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以事实为基础”做自我调整。

“立宪”是儒家的理论，从“立宪”的角度来说，皇帝只能任用有学位的儒士为官来进行统治，而从“古典”的角度来说，则只能通过正统儒教的官员来进行统治。任何偏差都会招致灾变，如果一意孤行，会导致皇帝倒台、王朝没落。那么，什么是决定国家大政和统治阶层精神等级的正统伦理的实质性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