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教阶制

道教似乎没有被广泛地传播。它采用了一套严格的教阶组织。在江西省，一个世袭卡里斯马宗族垄断了长生不老药的炼制[382]，还专有“天师”的名称。张陵[383]身为汉朝的顾问[384]，写过关于吐纳的书。他的一个后代[385]在汉朝衰微破败的动乱年代创建了一个组织，该组织用自己的行政管理班子、税收和政权的严明纪律（同汉王朝）进行了成功的抗争，最后在四川建立起一个“教会国家”：太平道（“和平之国”，是后面要谈的一个近代组织的[386]前驱），不过最初只是一个卡莫拉[387]的秘密组织。公元184 年（东汉灵帝中平元年）被一位叛教者告发，遭到汉朝的取缔和迫害。这个教会国由于所谓的“黄巾起义”（黄巾军是一个反对北方的典型的南方组织[388]）而坚持了一场反政府的残酷的宗教战争（第一次这样的战争）。直到公元215 年（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世袭教主（张鲁）才以做那位武将魏公（曹操）纳贡诸侯（列侯）为明智[389]，当这么一个侯（张鲁投降后被曹操封为阆中侯），他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和承认；他的世俗权力却由于辅佐朝廷而大大地被削弱了。用格鲁伯的客气话来说，在官场上，他不过成了“填写诸神行为表”——以备封神时用——的文书，只是他还不是唯一干这差事的。除了祖先崇拜以外，人的神化即是“道教”神大量增加的来源，这些“非经典”的神是不被经典祭祀放在眼里的。这些神中最高的一位是天王盘古（又名“元始天王”、“盘古真人”，是道教里开天辟地之神），同他的后妃们住在西方碧玉山上。盘古的形象来自关于天主的古老的人格神观念。

道士声称，他们有镇魔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他们政治生涯的基础，并且这种生涯已经开始了。在儒士和反对他们势力的斗争中，我们发现，道家总是站在反对党一边：他们最初支持“贵族政体”，没有受过教育的代表封建利益的人需要他们当工具；他们敌视儒教的礼和仪典[390]，敌视儒教对秩序和教育的醉心。这种敌视使他们能够采取“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的立场。在司马迁时代，这是道家的地位，直到公元124 年（东汉安帝延光三年），儒家才压倒了道家，占据了全部俸职，从全国各地招募并培植了70 名宫廷儒士[391]，但是每当封建主义到了穷途末路，儒士的主要对手成了依靠宦官、武将和非儒的宠幸独裁制的时候，道家总是站在后者一边，这已经成了规律。宦官势力每次抬头，都会造成术士的政治影响。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西太后统治时期，每次总是以儒士的胜利而告终，尤其是在和平主义的清王朝。不过，千万不能根据我们的教派概念来进行错误的想象，即使是那些儒家官大人，有些事也需要道家出力[392]，就跟古希腊人有时也需要他们平时看不上眼的“预言家”或（后来的）星占家一样。道教之所以不可铲除，其根源在于，胜利了的儒家本身从来没有提出过彻底灭绝巫术，尤其是道教巫术的目标，他们的目标仅仅是垄断官职俸禄。

即使是独占俸禄这一条，儒家也没有完全成功。后面我们将看到，什么样的（地相占卜）理由经常阻碍彻底拆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如果允许道观存在，那么好歹也得允许道观里住人，对于佛门弟子也如此，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讨论。全部儒士阶层的自然神魔力与巫术总是畏惧“鬼神”，包括非经典的“鬼神”的刺激。因此，道家一直受到国家的宽容，从某种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承认。从属于道教世袭教主张天师的道录司[393]的正式地位显然仿效佛教住持[394]的地位。在特定的国家道观里，设有道教的国家道职，通常是：（1）一名住持；（2）一名高功；（3）一名方士（负责旱涝）；（4）普通道士。[395]某些独立的蕃侯的墓志铭带有明显的道家色彩。[396]康熙的圣谕以及所有清王朝统治者对道教的绝对排斥丝毫没能改变这种情况。

在我们回到由正统和异端共同形成的独特的中国式的“世界观”之前，我们注意到，简单地说，由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地位，从政治上看，十分相似。输入佛教的目的，是获得精通书法的方便的行政力量和进一步驯化民众的手段[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