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威望

在中国也同全世界一样，被统治者尽量避免同“国家”进行可有可无的接触，这是一种典型的不问政治的做法。这样一来，他们对一切世袭制的仇恨和不信任主要转到了下层统治者身上，因为下层统治者实际上同民众接触最密。不过，被统治者不问政治的做法丝毫无损于官方教育对塑造民族性格的作用。

受教育占去了惊人的时间，一方面是由汉字的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教材决定的，等待时间也常常十分漫长，这就迫使那些不能自食其力的，或举债度日的，或如前面提到的靠家人省吃俭用供养的穷学生不得不在学业结束前从事各种实际职业，从商人到神医，无所不为。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达到的水平，不是能研究经典作家本身的著作，只是学完了最后一本（第6 本）教科书而已，这本书被古人尊称为《小学》[305]，容括了经典作家思想的精粹。这部分（半途而废的儒士）与官僚界的区别在于教育水平，而非教育种类。落第考生所占的比例非常高，由于录取额是固定的[306]，所以拿到高等学位的人只占极少的比例，而且这部分人的数量又超出现有的俸禄职位数倍之多。他们为了竞争俸职而征求私人保举[307]，或者花钱甚至举债捐官：在中国也同在欧洲一样，卖官鬻爵是一种手段，其功能是为政治目的筹措资金，以此代替考试文凭的做法屡见不鲜。[308]《京报》上大量报道说明，维新者对卖官的抗议，一直持续到旧制度的末日。

官员短暂的任期（3 年）——酷似伊斯兰教的制度——使通过国家行政本身对经济做出的任何深刻的理性影响只能时紧时松、断断续续地出现，尽管国家行政干预在理论上是万能的。政府居然认为靠这么点点专职官员就能维持下去，这实在令人吃惊。数字本身已经让人一目了然：按照常规，只要事情的进程没有触及国家权力和财政利益，它就只能自生自灭，宗族、村落、行会及其他职业联合体等传统势力就依然是秩序的正常体现者。尽管如此，尽管存在着前面说的民众强烈的厌政情绪，候补官员阶层观点的影响，包括对中间等级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主要是民间那种通过考试取得做官资格的神奇卡里斯马观点造成的。及第者用他的考试成绩证明，他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有了“神”意。做高官的人被视为是有神奇品质的人。他们自己可以永远保留卡里斯马的“验证”，死后甚至生前成为礼拜对象。书写的东西和证明文件无论在哪里都有天生的神奇作用，使他们的印章和手迹都有了消灾灭病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能够延及考生的考试用品。一个考生被皇上钦定为头名状元，他来自哪个省，就是哪个省的名和利[309]，每个被金榜题名的人都得到“乡里声望”。任何行会和别的不管有什么意义的会社，都需要一名儒生文书，这种职务总是留给那些虽然及第但未谋到官职的人。有官职的人和及第的候补官员，凭着他们神奇的卡里斯马和举荐他们的后台，在宗族的一切重大事务中，自然成为“忏悔神父”和顾问，这恰恰由于他们来自小市民界，而不似在印度担当同样角色的婆罗门（印度的宗教教师）。如前所述，除了皇商和别的大商人，有官职的人是聚财机会最多的人。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人事上，这个阶级在本身的宗族以外——在宗族内部，以前我们曾强调指出，长辈的权威形成了强大的抗衡力量——对民众的影响之大，几乎近于古埃及的文书和祭司合起来的影响。在民间戏剧中，个别官吏的“尊严”常常受到嘲笑，但是儒学教育本身的威信，在被近代受到西方教育的本阶层的成员破坏之前，在民众中一直坚如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