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信念与拒斥专门人才

夫子视利欲为社会不安定之源。这里显然指的是出现了收购商、垄断商的利益同消费者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这是典型的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在这方面，儒教自然倾向于保护消费者的政策，但是远远谈不上敌视经济利润。民间的观念也没什么两样。贪官污吏，尤其是税吏和其他胥吏在戏剧中受到无情鞭笞，不过，相比之下，似乎绝少对商人和高利贷者进行谴责和嘲讽。儒教对佛教寺院制度的刻骨仇恨曾导致公元884 年（唐）武宗的歼灭战役，理由主要是：寺院诱使百姓不务正业（其实，如前所述，“通货政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全部正统文献中，都有对经济活动的高度评价，就连孔子，也会追求富贵，“即使是作个手拿鞭子的仆役”——当然，前提是这种追求的成果有一定的保障（《论语·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是恰恰没有这种保障，由此造成了对经济营利的唯一而且事实上非常重要的保留：灵魂的平和被营利的风险动摇了。食官俸者的立场在伦理的理想化中出现了，官职地位于是成了上等人唯一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才保证了人格的完整。孟子认为，没有一定的收入，只有有教养的人才干，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一定的信念（《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农、医、卜的营利是“小道”（《论语·子张篇》：“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宋《朱熹集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泥，不通也。”）。因为小道导致职业专门化——这一点同上面所讲的密切相关、至关重要。高贵的人则追求多面性，只有（儒教所谓的）教育才能给人以多面性，而这又恰恰是当官所要求必备的素质——这是世袭制国家没有理性的职业专门化的特点。不过，无论政治上在王安石的变法试验中，还是在文献中，都有迹象建议按照近世官僚制的方式制定官吏的权限，代替传统的当官的多面性，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不可能掌握这种多面性。但是，中国人陈旧的教育理想恰恰同这些客观要求背道而驰，也强烈地反对按照我们欧洲人的模式实行理性的客观的行政管理。受过儒学教育的候补官员出身于旧传统家庭之中，在他们的心目中，欧洲式的专业教育只能误人子弟，教人俗不可耐，很难办成什么好事。[338]这里无疑有一部分是对任何西方式的“变法维新”的顽强抵抗。“君子不器”，这个基本原则的意思是：他是自我目的，而不像工具那样只能派一种专门用场的手段。受过多面性教育的儒家“绅士”（是对君子、“君侯式的人”的一种译法）等级制的高贵的理想，同具有社会倾向的柏拉图的理想有天壤之别。柏拉图的理想是城邦制的产物，作为这种理想的出发点的信念是：人只有在一项事业中有所作为，才能达到他预定的目的。儒家的高贵理想同禁欲清教的天职概念就更加水火不相容了。这种建立在多面性基础上的道德，亦即自我完善，比只通过单面性获取的财富要高。一个人，如果没有源于教育的德，在这个世界上就会一事无成，即使处于炙手可热的地位，也是徒然。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有影响的地位，纵然再有德，也无济于事。所以，“上等”人逐位不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