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义论的三种理性形式
以往的种种拒世的救赎伦理现在都分别在这种纯理性地设计出来的标准极不相同的地方开始了各自的拒世实践。这当然取决于大量具体的条件，理论的决疑论远不足以弄清它们。除了这些条件之外，还有一种理性的因素也在这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就是那些神义论的结构。那种明知不可而仍在这类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寻找某种共同的观念的形而上学的需求，就是通过这些神义论对矛盾的存在作出反应的。在《导论》中描述的3 种前后一贯的神义论中，二元论可以为那种需求建立不谓微不足道的功绩。古今未来永恒存在的光明、真理、纯洁、仁慈等势力与黑暗、谎言、污秽、狠毒等势力之间的并存与对立，说到头来不过是区分善（益）灵和恶（害）灵的精灵多元论、神鬼对立的初级阶段的直接系统化。在最彻底地贯彻这种思想的先知宗教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中，二元论直接系于“洁”与“不洁”的对立，一切美德与恶习都可以这样划分。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论意味着放弃某种毋宁说在反神势力的存在中发现了自己的限制的神的万能，它已被今天的信徒、祆教徒（指公元8 世纪逃到印度的信祆教的波斯人的后裔）在实际上放弃了，因为他们已无法容忍这种限制。从洁与不洁的混合中产生了堕落的经验世界。在洁与不洁的世界，在彻底的转世论中一再被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时，近代的终极希望让纯洁与仁慈之神取得了胜利，如同基督教让救世主战胜了魔鬼一样。二元论的不太彻底的形式是传播到全世界的关于天堂与地狱的民间观念。这种观念重新确立了神对他所造出来的恶灵的统治，认为这样就拯救了神的万能，然而，不管承认还是掩饰，好歹得从神的爱中奉献点什么。如果确定了全知，那么制造极恶势力与容忍罪行，特别是与对某个真正的终极被造物与终极之罪的地狱之罚结合起来，就完全不符合神之爱了。那就只有以放弃仁慈为妥了。事实上，预定论的信仰已经坚定地采取了这种策略。众所周知，不可能用人的标准来测天意在明确的残忍中意味着放弃人类理解世界的意义的通路，这样做也了结了这一类的所有难题。在这种坚定性中，宿命论的信仰未能在炉火纯青的大师信仰的范围以外坚持下来。原因恰恰在于，预定论信仰，与对厄运的非理性势力的信仰相反，要求接受被诅咒为不仅要毁灭，而且要成为恶人的人命中注定的、符合某种理性的明确现实，不过也要求“惩罚”，亦即把伦理范畴用到他们身上。
预定论信仰的意义我们在这个文集首篇中已经谈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论我们以后再讨论，而且不准备多谈，因为它的信徒数目很小。要不是祆教的末日审判思想、魔鬼与天使之说对后期犹太教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意义的话，琐罗亚斯德很可能被漏掉。
神义论的第三种杰出形式是我们马上就要研究的印度特有的知识分子宗教信仰。它之所以杰出，既是由于它的结论，也是由于它的独到的形而上学的功绩：把大师们靠自己的力量自我解脱同普遍的得救道路结合了起来，把拒世与有机的社会伦理结合了起来，把自然神学的杰出形式同世俗的职业伦理结合了起来。
[1]E.特洛尔奇曾一再以充分的理由强调指出这一点。——原注
[2]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现代派诗人。
[3]后面要讲到，这在《薄伽梵歌》中最彻底地从理论上得到了贯彻。——原注
[4]或者是纵欲冲动的不期后果。俄国的阉人教派创立的出发点是努力摆脱基督人纵欲舞蹈的被评价为罪孳的后果。——原注
[5]阿尔基洛科斯，公元前7 世纪的希腊诗人。他的父亲是自由民，母亲是奴隶。由于出身低微，所以他后来的婚约被女方的父亲解除。婚姻的不幸使他写出了一组嘲笑势利眼的辛辣的诗歌。命运把他锤炼成了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他参与了远征队和对色雷人的战争，但对战争持否定态度。
[6]萨福，活动时期在公元前610—前580 年间，享有盛名的希腊女诗人，当时贵族妇女社团的主要人物，慕名而来的人很多，著有情诗9 卷，哀歌1 卷，这些诗描写了当时沉闷气氛中的爱、恨、妒。
[7]古希腊披挂重型甲胄的步兵，出现于公元前8 世纪末。甲兵用于编成密集队形进行战斗，纵深通常是8 列，有时多达50 列。甲兵出现后，在战场上决定胜利的不再是贵族武士个人的高超武艺，而是插入敌阵的甲兵方阵的密度和力量。
[8]阿斯帕西亚，公元前5 世纪人，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情妇，私生活糜烂，是希腊喜剧讽刺的对象。
[9]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 年），古代雅典重要的政治家。公元前461 年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公元前454 年在科林斯湾海战中指挥雅典军队打败亚该亚人。以后，集中力量保证雅典的海上帝国。他曾连续当选为最高统帅，在他后期，雅典虽然名义上实行民主，实际上却由他这位“第一公民”统治。他和阿斯帕西亚同居24 年，生有一子。但他亲手制订的法律——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子女才能成为雅典公民——却剥夺了他们的儿子的公民权。
[10]狄摩西尼（？—公元前413 年），雅典将军，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在保卫科林斯湾雅典海军基地的战争中，他率部击退了斯巴达人的进攻。在叙拉古包围战争中，他前去支援雅典军司令尼西亚斯将军。尼西亚斯没有采纳他的撤兵建议，致使全军溃败，尼西亚斯与狄摩尼斯皆被俘被杀。
[11]特别是在《战争与和平》中。另外，尼采在《权力意志》中的分析事实上也与此吻合，尽管他明确地认识到了相反的价值征兆，而且这恰恰也是吻合的原因。救赎信仰的立场在马鸣（约80 年—约150 年，印度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梵文戏剧的创始人。——译者）笔下比较明确地定了下来。——原注
[12]彭威廉（1644—1718），英国基督教贵格会领导人、社会哲学家和殖民地领主。彭威廉在与妻绝别书里写道：“别忘记，你曾是我青春之爱，是我生命中的欢愉，这是人间所能慰抚我的最可爱和最有尊严的内容；你的外表出色，你的内心更值得爱。神知你知我知，我们的结合是天意，我们心中之神魅力常在。”（盖哈德·封·舒尔策-格维纽斯：《20 世纪初不列颠帝国主义与英格兰自由贸易》，莱比锡1906 年，第48 页。）
[13]亚大纳西（约293—373），古埃及基督教神学家、政治家和民族领袖，曾任亚历山大主教。他抨击阿里乌派关于圣子低于圣父的说法，认为上帝通过圣子即永恒之道创造世界，圣子降世成为肉身，引导人们重新与上帝和好。他的《驳异教徒》和《上帝之道成为肉身》是最早的希腊正统神学巨著。
[14]希伯莱人的祖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公推的古代圣人。《圣经·旧约·创世记》第25 章说：“亚伯拉罕寿终正寝，归到他列祖那里。他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马列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