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自然科学的思维

除了哲学与神学以外，法律“逻辑”也不发达。系统的自然主义的思维也未能得以发展。西方的自然科学及其数学基础是一种复合物，半是在古希腊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半是在文艺复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实验，后者包含一切自然主义学科的特别现代化的成分，它最初并不是从科学领域，而是从艺术领域里产生的。文艺复兴时代的高级“实验”艺术是两种因素独特的婚配之子：西方艺术家在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验技巧，加上他们那种由文化史和社会规定的彻底理性化的抱负，通过将他们的艺术提高到与科学相同的等级来为其赢得永恒的意义，并为他们自己赢得社会效果。这种抱负是西方特有的。这里也隐藏着最强烈的复古的动力，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理解这种动力的。除了达·芬奇代表的类型以外，音乐，主要是16 世纪的实验键盘（查里诺）是这场运用文艺复兴的独特的艺术“自然”概念大搏斗的核心。造成艺术活动的高度竞技状态的特殊社会条件，也同在古代一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北欧的经济与技术利益，特别是矿业的需求，帮助了精神史的势力把自然科学引入实验。自然科学的实验，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课题。炉火纯青的中国艺术缺乏获得（西方文艺复兴式的）理性主义抱负的任何动力，统治阶层的精力，在世袭官僚制的关系内部，完全放在了食俸禄者与士大夫等及第中举者的竞争中，这种竞争窒息了其他一切追求。除此之外，产业资本主义那种相对微弱的发展也不允许中国为从经验技术向理性技术过渡支付必要的经济补贴。[328]于是，一切都停留在洗练的经验上。

结果是，官僚阶层对于生活采取的囿于经验的立场可以在这个阶层固有的实际理性主义中大显身手，并造就了一种与它本身完全一致的伦理。这种立场所顾忌的，只有宗族和鬼神信仰中的传统势力，它在中国没有任何对手，没有一种理性的科学、理性的艺术活动、理性的神学。司法、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没有任何神圣的或与其同格的人间的权威，能够同这种立场较量。对于西方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任何特别现代化的理性主义因素，都没有给这样的官僚阶层让出一席之地，既谈不上竞争，也谈不上支持。这个阶层的基础在西方早就随着古代城邦的发展而消失殆尽；在中国，则经过一番移花接木的工作，就是说，似乎可以把官僚阶层代表的文化视为一种试验：从一个食官俸阶层统治的理性主义中究竟能产生什么效果？这种状况的结果就是正统儒教，正教的统治是神权帝国与这种学说指导下的政府管理统一起来的产物。在列国蛮战的时代，我们看到了同西方古代城邦文化中一样的斗争和思想路线的可变性。处于种种对立、分化中的中国哲学，在同西方古代同样的时期中也得到了发展。自从统一得以巩固，大约在公元元年前后，再没有出现过一位完全独立的思想家。直到清王朝统治最后尊奉儒教为正统之前，只有儒家、道家和释家的斗争，在得到承认或允许的儒教教义中，就只有哲学和——与之相联系的——行政管理政治学派之间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