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理想

科举制度培育出的独特的学生精神，同作为中国正统的（除此之外也包括几乎所有异端的）学说的出发点的基本前提密不可分。神与鬼、善灵与恶灵，连个人灵魂内部也存在的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这种二元论必须成为教育（包括自我教育）的唯一任务：阐扬人灵魂中的阴气。[301]因为，如果一个人体内的阴气压倒了伏在他身上的鬼的力量，这个人就掌握了支配鬼神的力量，按照古老的观念，就是有了神奇的力量。善灵则指那种维护秩序与美、维护世界和谐的精灵。独善其身，修成这种和谐的表象，于是成了取得那种神力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手段。“君子”、“高雅之人”，后来亦称“勇士”，在士大夫时代是达到了全面的自我完善境界的人：一件堪称古典、永恒的灵魂美之典范的“艺术品”，传统儒学正是把这种典范植入蒙生的心灵中的。另一方面，神灵会酬报作为美好的社会伦理的“仁”，这最迟在汉代[302]已经成为士大夫们坚定不渝的信仰。用古典的（=典范的）美来调节的仁于是成了自我完善的目标。做尽善尽美的典范，是最高级考试资格证明的终极标准，也是学生们梦寐以求的。李鸿章青年时代的抱负是做一名鸿儒，也就是［通过取得最高级学位（进士）］而成为“桂冠诗人”（状元）。[303]他的书法直追大家手笔，他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圣人文章，特别是孔子的《春秋》，也很以此自负。他的叔父考了他一次，确实背得不错。叔父借此原谅了他少不更事，并给他谋了个官职。一切别的知识（代数、天文学）在他看来都不过是“成为大儒”的必要手段。他以慈禧太后的名义作了一首在蚕花娘娘庙里祈祷用的诗，赢得了这位女君主的宠幸。字斟句酌、辞藻华丽、旁征博引、纯正细腻的儒学教养，这一切被奉为高雅之士的谈吐典范，一切实际政务则被拒之门外。[304]我们很奇怪，这种囿于经典的理想化的“沙龙”修养何以能治理大片的国土。其实，即使在中国，也不是靠单纯的诗词来治国的。不过，中国那些食官俸的人怎样来证明他的等级资格和卡里斯马呢？就是靠他那符合儒学形式的典范的正确性，因此，在官场交往中，也非常看重这些形式。皇帝就是儒学艺术的大祭司，皇帝的大量重要的文告都采用了训导诗的形式。另一方面，官员要通过政通人和，也就是没有出现天灾人祸，来证明自己的卡里斯马。实际“工作”还是落到了吏员的肩上。在官吏之上，有皇帝大祭司以及他的翰林院和御史团，他们对官吏进行奖、惩、训、诫、激励、表彰，由于印发“人事档案”，发表各种报告，提案和专家鉴定，所以官员的全部政绩和官运及其（所谓的）原因全都现于光天化日之下，一览无余，这种暴露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这里任何议会监督的行政，因为我们的行政十分看重保守“公职机密”。起码在公式结构上，《邸报》是皇帝向上天和臣民所做的一种连续性的工作报告：是由他的卡里斯马资格中产生的特殊责任的经典性表述。无论公式性理由的真实性、描述的全面性多么可疑——我们的科层官僚制对我们议会的报告也不过如此——这种做法都不失为一种创举，它为舆论施加给官员政务的压力打开了一个相当厉害的安全阀，这个安全阀经常十分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