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官僚制的统一国家

战国时代的争斗使诸侯国的数目越来越少，只剩下少数几个实行理性行政管理的统一国家。最后，秦王在公元前221 年，在排挤了名存实亡的王朝（东周）和其他封臣以后，终于大功告成，以“始皇帝”的名义吞并了全中国，建立起“中央帝国”即统治者的世袭领地，也就是说，把中国置于自己的官吏管理之下。取消了旧的封建卿士寮[137]，代之的是两宰相（左丞相、右丞相）；地方军队司令官与民政长官分开（类似古罗马晚期的制度），两长官都受君主的监督官的监督（类似波斯的做法），由这些监督官发展出后来的巡回“御史”，在这种基础上，形成了真正的“独裁制”。还出现了严格的官僚制度：广招贤士，按功绩和恩宠擢拔官吏。独裁制与官僚制取代了旧的神政封建制度。对官吏队伍的这种“民主化”起作用的，不仅有处处行得通的独裁者同平民阶层反对等级贵族的自然联盟，而且还有财政因素：正如已经指出的，史书把首行卖官鬻爵归于这“第一位皇帝”（始皇帝），绝非偶然。卖官的结果必然是把富裕的平民变成了食国家俸禄的人。然而，反封建的斗争是原则性的。严禁以任何形式转让政治权力，包括在皇族内部。等级制的划分虽然未被触动[138]，但是，随着固定的职务等级制的确立（战国时某些国家已经有了这种等级制的萌芽），出身卑下的官吏的升迁机会增加了。实际上，新的皇权正是借助平民的力量来反对封建势力的。在这之前，平民出身的人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而且仅仅在士阶层内部，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地位上升，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战国时代的史书中，从行政管理理性化开始以来，才有了出身贫寒低微的人成为诸侯心腹的例子，他们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完全靠他们的知识。[139]士凭着他们的能力和谙熟礼仪，要求挑选甚至优于君王近亲的最高职位。[140]不过，这样的地位不仅在诸侯重臣中有争议，而且士通常也觉得自己处于一种非正式地位，类似不管部长，也可以说是诸侯的“忏悔神父”。中国的封建贵族同西方的一样，对于他要垄断的官职，绝不让外（国）人染指，因此才有士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早在始皇帝（秦王嬴政）初年——公元（前）237 元（秦王政十年），那时尚未统一——就有关于驱逐外国士（和商人）的报道（《史记·李斯列传》：“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又，《史记·秦始皇本纪》：“大索，逐客。”）。但是，为了江山，他又撤回了逐客令[141]，从此以后，他的丞相一直由一位自称是出身卑贱的暴发户的士担任（《史记·李斯列传》：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又，李斯先为秦国长史，除“逐客令”后，恢复了长史的官职，以后官至廷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担任丞相职）。帝国统一以后，独裁者的讲理性反传统的绝对主义——正如他本人在他那些刻石中明确地表示的[142]——也开始对士教养阶层的社会势力施以重压。古不能凌驾于今，释古者不能凌驾于君：“皇帝要高于古代”[143]。他在一切浩劫中试图——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传说的话——毁灭全部古籍和士等级本身。经书被焚，据称460 位儒生被坑，并由此打开了纯粹绝对主义的闸门，一泻千里，不可收拾，这种绝对主义不看出身、教育，全靠私人宠幸。最突出的例子是任命了一名宦官[144]为家政总管[145]兼次子（胡亥）的老师。皇帝死后，这个宦官和那个暴发士（李斯）合谋反对长子（扶苏，不满秦始皇焚书坑儒，劝其不要再对儒生重法绳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和军队的司令官（大将军蒙恬），拥立次子即位。士教养贵族在中世纪的几百年内一直同纯粹东方苏丹制（一种极端家长制的统治制度，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宠幸政治进行斗争并取得了间歇性的成果。现在，这种宠幸政治同地位平等化及绝对独裁勾结起来，有如决堤之水，大有吞没中国之势，皇帝为了显示他所要求的地位，把自由民的旧称“民”改为黔首，“黑头”，其含义无疑等于“臣民”。皇帝大兴土木，庞大的徭役、沉重的负担[146]（修筑万里长城、阿房宫）要求肆无忌惮地在全国摊派劳力、横征暴敛[147]，很像（埃及）法老帝国的做法。另一方面，对始皇帝的继承人（秦二世胡亥）手下的那位铁腕宫廷宦官（赵高）有过这样一份明确的报道[148]：他曾建议，统治者应当与“民众”结合，授予官职时不应考虑等级地位或教育程度；现在是用武力而不是礼治天下的时候：完全符合典型的东方世袭制。再一方面，皇帝也抵制术士们[149]——借口提高他的威望——试图让他“隐而不露”的做法，就是说，把他像达赖喇嘛那样隔离起来，把行政全部交给官吏，他宁肯保留最原始意义上的“独裁”。

对这种残酷的苏丹制的强烈反抗，同时分别来自旧家族、士等级、对构筑工事（万里长城）怨声载道的军队和被沉重的征兵、徭役、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军队和农民起义都是由出身卑贱的男子领导的。[150]不是贵族阶层，而是一个暴发户，取得了胜利，推翻了秦朝，在天下重新陷于四分五裂之际，建立了新的王朝政权，重新一统天下。但是，胜利果实最终还是落到士手中，他们的理性的经济与行政管理政策又一次对皇权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在当时比他们一直与之斗争的宠幸和宦官行政高出一筹，不过，定乾坤的主要是士的礼仪与先例知识以及——当时还是一种神秘技艺的——书写技艺。

始皇帝创造了或者说力图创造文字、度量衡以及法律和行政管理规则的统一性。他自诩消灭了战争[151]、缔造了和平和国内秩序，这一切都是他“夙兴夜寐”[152]所致。并非所有外在的统一性都保存下来。但是，最重要的是废除了封建制度贯彻由官吏治理的原则，官吏的资格是通过个人进取获得的。尽管儒士们咒骂这种世袭制的新发明是对古代神政秩序的亵渎，它还是被汉朝保留了下来，并且最终有利于士。

很久以后又发生了向封建制倒退的现象。司马迁的时代（公元前2 世纪），在主父偃和武两位皇帝[153]治下，从分封给皇子的官职中复活了的封建主义，又一次被镇压下去。先是皇帝派大臣到诸侯小朝廷任总督，行监职；然后把所有官吏的任命权都收归皇帝的大朝廷；然后（公元前127 年）要求把封地再分封给诸侯的子孙，以削弱诸侯的势力；最后（在武帝治下）把以前只有贵族才能要求的朝廷官职授予出身卑贱的人（其中有一位曾做过猪倌）。贵族们强烈地抗议这最后一项措施，但是，士们却（在公元前124 年）贯彻了使他们得以保留高官的措施。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士同——当时与贵族结盟，后来与宦官勾结反儒的以及为了巫术的利益而反对大众教育的——道教的对立怎样演化成了决定中国政治与文化结构命运的斗争。不过，这种斗争在当时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在儒家的等级伦理中，封建残余继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孔夫子要求把古典教育作为成为统治阶层一员的决定性前提，实际上这种教育仅仅局限在世袭的“旧家族”中，对于孔夫子本人来说，这可以是一种虽然没有讲出来，但却不言而喻的前提，起码习惯上是这样。人们把具有儒家教养的人称为君子——“君侯式的男子”，本来的意思是“勇士”，在孔夫子本人口里则意味着“有教养的人”。君子这个词儿产生于那种对于政治权力有世袭卡里斯马资格的宗族进行等级制统治的时代。不过也不能全然不承认“开明”世袭制的新原则，即：只有个人的功绩才是当官，包括当统治者的资格。[154]社会秩序中的封建因素日趋衰败，在各个基本点上，世袭[155]成为儒教精神的基本结构形式，这点以后还要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