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理想

君子理想

上面这些简短的措辞,据说多出自孔夫子本人,这些就是儒教对职业生活和占有的态度方面的基本原理:既反对古伊斯兰教中的先知们表达的奢华挥霍的态度,也反对佛教那种拒斥对尘世财富的任何悬系的态度、印度教那严格的传统主义的职业伦理以及清教对理性地专门化了的天职中现世禁欲的营利工作的神化。如果略去这种对立,那么,在它们那严谨的理性主义中却也有某些具体的相似之处,君子回避美色的诱惑。夫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篇》)[339]。传说鲁国的邻国(齐)的国君忌恨夫子在鲁君(定公)身边的地位,为了排挤他,就给鲁君献了一个美女团,鲁君听信谗言,沉溺于声色,疏远了他的政治教父,不听教诲(《史记·孔子世家》:“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不管怎么说,孔子本人总认为妇女是彻头彻尾地非理性的人,同妇女打交道就如同跟小人打交道一样困难[340],对这两种人宽一点,他们就会失去距离;对他们严一点,他们又会抱怨(《论语·阳货篇》:“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佛教中以出世为前提的对女人之惧,在儒教中以理性的严谨为前提的对女人的不敬里面找到了对应物。原则上禁止纳妾——在正妻之外为了繁衍后代而被允许的必要的纳妾——对于儒教来说,从来不成问题。前面一再提及的封建诸侯协定,仅仅反对庶出之子作为继承人的平等地位,反对后宫不正当影响的斗争,则披上了反对阴气凌驾于阳气之上的斗争的长袍。对友谊的忠诚备受推崇,人需要朋友,但要在地位相等的人中间选择(《论语·学而篇》:“子曰:‘……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子罕篇》中又重复出现了这句话)。对于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要友善。另外,一切这方面的伦理都来自乡里间原始交换的原则:礼尚往来——“互惠”,也被夫子在回答问题时直接作为所有社会伦理的基础(《论语·卫灵公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激进的神秘主义者(老子、墨翟)主张对敌人施仁爱(《老子六十三章》:“报怨以德”;《墨子·兼爱中》:“兼相爱,交相利”)。儒教认为,这种主张违背正义的报复原则——一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原则,因此坚决反对,主张以正义对待敌人、以仁爱对待朋友——如果对敌人施仁爱,那么对朋友又施什么呢(《论语·宪句篇》:“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儒教高雅的君子,是集“仁”与“信”、“智”与“直”于一身的人。但这一切都在“慎”的限度内,小人不慎即失“中庸”。尤其要注意社会礼节的限制——这才是这种伦理的特点。因为只有对礼的感知才塑造了君子的儒教人格。因此,直,这种元德也以礼的规定为限,不仅要无条件地以孝为先,为了尽孝,必要时可以撒谎(《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而且根据传说的夫子本人的实践,还要以社会礼节义务为先。“三人行,必有我师”据说是孔子说的,意思是:我服从多数。[341]按照这种“礼”,经书也被他删修了。司马迁似乎知道有3000 篇(?)诗经颂歌,孔子从中选出了306 篇[342]——只有通过不倦的学习,即通过经籍的学习,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舍此无他。“君”子反躬自问,不停地学习各种事物,并且温故而知新。事实上,九十高龄还参加正式国家考试的不乏其人,然而,这种不倦的学习仅仅是掌握现成的思想。据说,孔子自己声明,他曾试图从自己胸中创新,通过单纯的思索前进,但直到晚年都无所获,因此又重新读书。他认为:不读书,精神就会“空转”(《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没有直观的概念是空洞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没有内容的思维是空洞的,没有直观的概念是盲目的”),这一命题被代之以:“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因为,如果不学,求知欲就会浪费精神(荡),仁就会使人愚蠢(愚),直会使人出言不慎(绞),信会使人变得凶残(贼),勇会导致不服从(乱),性格刚毅则会导致放肆(狂)(《论语·阳货篇》:“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结果,就会失去社会适应伦理中最高的仁——“中庸”,在这种伦理中,唯一的绝对义务是作为纪律之母的孝,达到完善的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手段是教育。孔子在答复哀公问时则认为,君王的统治术就是(按照经典标准)择“正直”的相(《论语·为政篇》:“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