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意义

这种教育只能通过学习经典进行，不言而喻，古代经典有绝对标准的作用，体现在被正统净化了的形式中。有时也有这样的报道：一个人向古代求教如何解决今世的问题，很容易酿成祸害，这似乎可以解释为拒绝封建时代，但是像理雅各说的反传统主义，又根本谈不上。因为整个儒教已经成了对传统的彻底神化。真正反传统的，是李斯的直接反对儒教的著名的丞相上书（《史记·李斯列传》：李斯“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于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它导致了官僚制国家建立后的焚书大劫（公元前213 年）（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淳于越指责仆射因青臣面颂今，主张师古。秦始皇命讨论。丞相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李斯的书说，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他们以自己的书本权威为标准，批评皇帝的法令，诱使人们藐视它们，有用的——与儒教的价值观截然相反——只有农、医、卜筮之书。看得出来，这位封建制度的摧毁者具有彻底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思想，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而摆脱了传统的羁绊，亦即无所不在的儒教理性主义的框框。但是，李斯的做法却动摇了统治阶层的权力利益与正统利益之间聪明的妥协，而妥协正是这种制度的国家利益的基石。因此，不久汉王朝就以种种形式恢复了儒教，这样做显然是为了维护王朝自身的安全。事实上，一个处于绝对的权力地位，同时又垄断了官方祭司功能的世袭官僚阶级，对于那种神圣的文献只能做出传统主义的打算，因为这种神圣性足以确保代表该阶级本身地位的秩序的合法性。在（尊儒）这一点上，官僚阶级必须约束自己的理性主义，如同它对待宗教性的民间信仰一样，这种信仰的存在既保证了民众的顺从，而且如前所述，也限制了对政府制度的批评。个别的统治者可能是昏君，就是说，丧失了卡里斯马。这样，他就不合神意了，也会像不中用的官吏一样被废黜。这种制度本身则只能以孝为基础，每当传统动摇时，孝都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