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教的历史发展

由于这些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儒教从来没有做过从伦理的角度使现存宗教信仰理性化的起码的尝试。它把皇帝和官员主持的官方祭祀以及家长主持的祭祖视为现存的世俗秩序的组成部分。《书经》里的君王在做出决定之前不仅先要咨询天下与民众中的强有力者，当时无疑是指军队，而且还要求助于两种传统的卜筮手段（《礼记·曲礼上》：“龟为卜，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在这些原始资料互助矛盾时，就只能进行决疑论的商讨了（《尚书·盘庚下》：盘庚在迁都以后，解释这一重大举动的决策过程时说：“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人，尚皆隐哉。”又，《尚书·洪范篇》：“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主要由于受过教育的阶层的态度，个人生活对牧师忠言及宗教指导的需要一直停滞在神秘的泛灵论和功能神崇拜的阶段，世界各地在先知干预出现之前都是这样，中国没有出现过先知干预。

中国式的思维把这种神秘的泛灵论引进了德·格鲁特称之为“宇宙一体论”的系统。它并非儒教的独创，我们还需考虑，从儒教的立场看，所谓的异端势力的参与。首先则要简短地澄清：作为士大夫学说的儒教虽然最后受到独尊，但并非一直就受到独尊。

儒教根本不是一直被中国官方唯一承认的哲学——洪范（＝伟大的方案）是这种哲学的技术表达。越往前追溯，则就连士也与儒教正统越不一致。战国时期各种哲学流派的竞争，即使在统一的帝国中，这种竞争也决没有销声匿迹：在皇权衰微破败时，竞争尤为激烈。儒教的胜利大约是在公元8 世纪才定下来的。我在这里并不是要简单地重述中国哲学史，不过，下面这些资料毕竟能形象地说明向正教发展的过程。

超尘拔俗的老子及其学派率先独立门户，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参见第Ⅶ章）。在孔子之后，也有杨朱、墨翟之类的哲学家。杨朱是一位伊壁鸠鲁式的宿命论者，同儒家相反，他否定教育的作用，因为一个人的天性就是他的不可改变的“命运”。墨翟则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在孟子以前和孟子时代（公元前4 世纪，王权衰落时）有荀况，他是一个诸侯国的现任官员（楚国兰陵令），站在反儒家的立场上主张人性恶的，还有名家、禁欲家（陈仲）、纯粹的重农主义者（许行），他们各执不同的经济政治纲领，互不相让。甚至在公元2 世纪时，崔寔（？—170，东汉政论家）的《政论》仍站在尖锐的反和平主义的立场上：民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败坏了，导致了纵欲和追求感官快乐。[343]

所有这些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孟子就同他那个时代的此类理论进行了斗争。但是他的同代人荀子则把儒家的人性善看成是艺术品，不是神造的，而是人自己造的——表现为政治，就是：“神是民心的表现”——绝对的悲观主义者杨朱则认为，忍受生与摆脱死的恐惧是智慧的最后结论，也不同于孟子（《淮南子·氾论训》：“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神意“不常驻”，常被作为善人忍受苦难的理由（《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九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司马迁——其父似乎是一位道家[344]——将他那时期敌对的士大夫学派进行了分类，划成6 家：1.玄学家：以天文学为基础的阴阳思辨；2.墨家（墨子及其学派）：受神秘主义影响，主张生活方式绝对简朴，包括帝王的生活方式和薄葬；3.字义解释与概念实在论的语文学家（名家）（继承了辩学家时代的传统，比较地不问政治）；4.法家：威吓论的代表（后期的代表是崔寔，参见上文）；5.道家（后面讨论）；6.“士学派”，即儒家，这也是司马迁自报的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