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版译后记《儒教与道教》的得与失

韦伯不是汉学家，不识一个汉字，但《儒教与道教》的确是一部杰出的研究中国的论著。400 多个注释中的二手资料涉及经、史以及耶稣会报告和清代邸报等德译本，时间从公元前5 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64 年太平天国灭亡。韦伯的分析立足于好几个朝代在生产、消费和货币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如同在新教论文中穷究职业概念的历史沿革，韦伯在儒道研究中对汉字的阐释几近汉学水平，读来赏心悦目。对正统与异端的历史作用评价平正：儒家旨在培养传统财税与司法官吏，道家则在于出世。

太平天国与清教徒之战

韦伯对太平天国评价极高，他从这一历史事件看到：“并没有什么妨碍中国人产生西方特有的宗教改革的‘先天素质’”[1]。在太平天国的伦理中，他看到了儒家的天命信仰与修改了的新约天职观的成功结合：“无论如何，这一运动毕竟在重要的方面意味着同正统决裂，而且提供了比西方各教派毫无希望的传教尝试要多的希望，让一种土生土长的但又从精神上接近基督教的宗教产生出来。对于在中国产生这样一种宗教来说，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2]那时在华的西方人士对太平天国已经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正如韦伯所言：“不从国教者和低教会派的传教士一再在太平天国的教堂里主持礼拜，而耶稣会会士——鉴于太平天国反对偶像崇拜和坚决拒绝圣母崇拜——和英国高教会派则一开始就对太平天国怀有敌意。”[3]英国驻宁波领事是一位目击者，他的看法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宁波落在太平革命军手里已经三个月，这里也跟别的地方一样，强盗所到之处，唯一作为便是破坏。难道他们还有别的追求？对他们来说，肆无忌惮地纵欲和自我毁灭的权力与毁灭他人的生命同样重要。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其实与英国传教士的‘中国救赎’、‘天下重生’、‘万民得救’以及‘太平天国引进基督教’等幻想不符。十年喧嚣，正事没做一件，只是毁灭了一切。”[4]总领事的话，如脚注指出的，转引自马克思，这段引文与马克思在太平天国后期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一致。从1853 年起，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写了20 多篇关于太平天国的评论。最初他预言：“一切迹象表明，中国的革命将影响到文明世界”，欧洲各民族的下一场革命及其争取共和自由与廉政体制的抗争极可能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欧洲对立面太平天国的进程。”[5]到最后，却是180 度转向：“这场革命与众不同之处其实仅仅在于那些领袖人物。除了改朝换代、报仇雪恨，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他们没有口号，他们对民众施暴超过对旧日统治者的暴力。与保守的削弱对手相比，他们的使命是用荒唐恐怖的形式破坏殆尽，不留任何再生的根苗，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对于他们，革命是‘上帝的鞭策’……中国人只能设想，太平天国里必有魔鬼作祟。”[6]与马克思相反，韦伯把太平天国的败局归咎于英国政府的功利主义权衡：“出于政治与通商的考虑，帕默斯顿勋爵政府认为，不能让这个教权国家做大，无论如何不能让上海这个条约港口落入它的手中。由于戈登和（英国）舰队（对清政府）的帮助，太平天国政权崩溃了。”[7]这一解释难以服人，即使英国政府代表盎格鲁天主教，也不能解释它为何偏爱信萨满教的闭关自守的满族占领者，而舍弃在“精神上更为开放且接近基督教”的汉人政权。[8]还不说清政府与英国之间的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在太平天国期间。

魔鬼在细节中，这个魔鬼却是一个清教徒，以萨迦·亚科斯·罗伯茨，一个南浸派传教士。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洪秀全于1843 年春天专程去广东参加了他办的3 月到5 月的圣经讲习班。那时罗牧师不相信洪秀全说的见过奇迹，拒绝为他洗礼。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牧师改变了观点，请求赴南京传教。1860 年10 月，天王接见了罗伯茨，并委以外交事务。在南京待了一年多，罗牧师发现他所在的南浸派与太平天国的上帝崇拜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遂于1862 年初一个月黑风高夜不辞而别。他没有回美国，也没回广州，而是直奔在长江上监控南京的英国军舰，上船便申请避难。作为见面礼，罗牧师和盘托出在南京费时14 个月侦察到的太平天国全部军事部署。这些重要情报转到英国，帕默斯顿勋爵政府立即下令：戈登的舰队帮助清政府攻打南京。罗牧师在媒体上称洪秀全是疯子，太平天国是一群乌合之众[9]。倒是为打败太平天国立下汗马之功的戈登少将军人魂未泯，拒绝接受清政府的封赏，从此离开中国，再没回来。

韦伯同时代的历史事件

按韦伯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导论里所言，《儒教与道教》前面的“关于文献”成于1913 年。在此之前，中国发生了走向资本主义的重大事件，其中有19 世纪60 年代到90 年代的洋务运动、1868 年6月至9 月的百日维新和1911 年10 月的辛亥革命。

1.李鸿章和一部分儒家高官推行的洋务运动，旨在以西方为榜样改革中国工业与军事。1873 年，西门子在上海安装了第一部发电机。1888 年12 月17 日，清廷正式宣告北洋水师成立，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1896 年，李鸿章出访欧洲，专门到病危的俾斯麦榻前，听取他对中国军事改革的意见。[10]1897 年，旨在加强与中国商业联系和扩展在华业务的北京辛迪加在伦敦成立。在李鸿章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该公司于1899 年冠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福公司，获准在山西、河南、陕西开矿和修筑铁路。由于清政府参股，福公司成为第一个中外合资公司[11]。

2.百日维新，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儒士在年轻的光绪皇帝支持下发起改革，范围仅限于教育体制和官僚制度。在德国压力下，1898年4 月28 日两国签订了《胶州湾租借条约》。5 月，海因里希·封·普鲁士皇子访华，觐见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12]。6 月11 日光绪皇帝颁昭，宣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精兵简政、改革科举制及军事教育，强化请愿权以及改进教育制度。清朝官员抵制诏令100 天后，变法被大权在握又顽固不化的慈禧血腥镇压。皇帝被软禁，两位改革发起人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谭嗣同等六位改革志士被枭首。

3.在海外华人共济会赞助下，1911 年10 月10 日，同盟会在武昌起义。星火燎原，很快15 省宣布独立。12 月29 日，孙中山从法国赶回，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1912 年1 月1 日，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成立。随着末代皇帝溥仪于2月12 日宣布退位，结束了延续两千年的帝制。

这些与韦伯同时代的包括与德国有关的历史事件，在他的中国研究中有的根本未提，有的只一笔带过。在韦伯笔下，李鸿章是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士大夫、诗人和书法家，没有提到他的改革业绩，只字未提洋务运动；只有一句话说到百日维新，但表明韦伯掌握了详细信息[13]；孙中山、1911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华民国则未着墨。这肯定不是因为缺少信息，1914 年8 月18 日，中华民国要求德国归还胶州湾，这一要求次日即被拒绝。1917 年8 月14 日鉴于德奥两国潜艇进攻中国，中华民国对两国宣战，并加入协约国。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要求德国归还胶州湾。作为出席巴黎和会的德国代表团的顾问，韦伯应该听到了中华民国代表顾维钧1919 年5 月13 日要求德国归还胶州湾的发言：“说到底，这是孔子的家乡，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同耶路撒冷对于基督徒一样神圣。”[14]可惜出席凡尔赛会议的基督徒们听不进这样的声音，违逆基本逻辑，把胶州湾当大礼送给了蛮横的日本。直到1920 年，韦伯临终前寄给出版社的《儒教与道教》修订校样里，仍然没有中华民国一席之地。

《儒教与道教》的宗旨在于考察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以佐证作者的新教伦理论点：只有西方才出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这种有了定论的比较宗教研究，很难容纳与之相左的历史事件，太平天国是个例外。韦伯的重点在于比较宗教，而非资本主义发生史。《儒教与道教》末章“结论：儒教与清教”画龙点睛：比较儒教与清教的理性主义的出发点，后者一是脱魔，二是系统地把神与尘世的关系统一起来并相应地把个人与尘世的伦理关系统一起来；与清教相比，儒教里没有彼岸：儒士“所期待的道德报偿是：今世长寿、健康、富贵，身后留个好名儿……儒家没有任何伦理的先验寄留，没有超凡的神的诫命同被造物现世之间的任何紧张关系，没有对来世目标的任何向往，没有任何原罪概念。”[15]这是哲学研究，不是非经济史研究。到此，前四章的经济分析全成了铺垫。

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表现的是儒家的经济与政治改革，洋务运动的主导是士大夫，百日维新的参与者是儒士，儒家的基本信条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的生活方式。讨论这些历史事件，将会推翻韦伯的整个中国研究。权衡之下，《儒教与道教》就以理想主义的范文形式流传下来，犹如绝世艺术品断臂维纳斯。

结　论

儒教满足了韦伯完成不同任务时的不同需求。在宗教社会学里，为论证清教中心论，儒家伦理扮演了丫鬟的角色。在政治社会学里，儒士被划入“类似西方人文主义学派出身的受过人文教育的士大夫阶层”，为了证明这一点，韦伯三次引用伪造的李鸿章日记。[16]儒家的人性一面，在韦伯眼里却是一个全新的境界。1920 年2 月，在与奥斯卡·施蓬格勒辩论其世界末日预言时，韦伯挺身捍卫被施蓬格勒攻击的儒家伦理：“您说，中国处于疲惫的文明末期，可是战败的中国将军自刎殉国，而在文明青春期的德国，败将则力求保全性命，然后写回忆录。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化或文明的晚年，什么是其青年，对于我个人来说，无论如何，中国人的品性在我眼里更有人性。”关于殉战与保命。韦伯引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7]韦伯对中国人品性的评价，似乎有悖其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对立，无论如何，韦伯对儒教的研究并非价值无涉，不是看其是什么，而是论其应该是什么。

尽管有这样那样值得商榷之处，《儒教与道教》仍然是一部研究中国的杰作，有如梯施班著名的歌德画像。没有人会因为那两只一顺儿的鞋而穷究，歌德是否长了一双左脚。

2017 年盛夏

感谢台湾大学孙中兴教授比较以前版本，纠错指漏。本版复印前一一修改，错漏仍难免，欢迎读者发现指正。

译者又及　2018 年5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