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起义
最近，太平[424]天国（“普遍和平的天上之国”，1850—1864 年）天王（“天上的国王”）洪秀全的反对巫术、破坏偶像的预言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功。据我们所知，这是全部中国历史上对儒教行政与伦理的最强有力的、教权制的、政治和伦理的反抗。[425]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并没有什么妨碍中国人产生西方特有的宗教改革的“先天素质”。据说[426]，始祖（洪秀全）出身于农民化了的贵族宗族，这是一个患癫痫症[427]的极度兴奋的人，同伊斯兰教的拜占庭偶像破坏者一样，以清教徒的方式激进地抵制一切鬼神信仰、巫术和偶像崇拜。这种半是神秘主义的忘我、半是禁欲的伦理可能受到了新教传教和圣经影响的激励，但他所受的教育却是儒教的（在国家的考试中落第），又有道教的影响。在他的宗族的支持下，他创立了教派，《创世记》和《新约全书》都属于教派的正经。教派的习俗和符号中有模仿洗礼的水浴和代替晚餐——因为禁酒——的一种茶——圣餐，还有经过修改的主祷文和同样经过刻意修改的十戒[428]。与此同时，他还杂乱地选择引用了《诗经》和其他经典著作中适合他的目的的段落。当然，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同一切改革者一样，首先追寻传说中的古代皇帝的格言和制度，以为今用（如制定《天朝田亩制度》）。
结果是基督教形式与儒教形式的一种奇特的混合物，使人想起穆罕默德的折中主义：基督教的天父[429]，天父之旁是与天父本质不同但同样神圣的耶稣[430]，最后是作为耶稣之“弟”的先知，这也是圣灵的寄身[431]（洪秀全自称是上帝次子、耶稣之弟）；非常厌恶圣徒敬拜和偶像敬拜，也特别厌恶圣母崇拜；有固定的祈祷时间，星期天安息日做两次礼拜，内容有读圣经、连祷（牧师领祷，信徒按一定格式回答）、布道、朗读十戒、唱赞美诗；过圣诞节；由牧师主持缔结（不准离异的）婚姻；允许一夫多妻制；严禁卖淫，违者处以死刑；未婚男女授受不亲；严厉禁酒、鸦片、烟草；废除（男人头上的）辫子和女人缠足；不准在死者坟前上供[432]。同正统的皇帝一样，天王是至高无上的大祭司，仅次于他的5 位最高的主管官员享有“王”的称号（东王、西王、南王、北王和排在第五位翼王）。太平天国废除了捐官，但设三级考试，所有的官员都由天王任命[433]。仓廪政策（圣库制度）与强制性苦役一方面借用了古代正统（儒教）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几点重要差别：“外”政与（聘请女负责人领导的经济的）“内”政严格分开、比较“自由”的交通、道路建设和商业政策。那种原则性的对立酷似克伦威尔的圣徒统治——带有某些使人想起古代伊斯兰教和明斯特的浸礼会统治的特点——和劳德[434]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之间的对立。从理论上讲，国家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武士教团的共同体：典型的军事掠夺的天下大同与古代基督教式的仁爱无宇宙论混为一体，抑制民族主义本能，促进建立国际宗教的兄弟之谊。选拔官员要看宗教卡里斯马和道德考验结果，行政管理区一方面是军事征兵区和粮食供应地；另一方面又是教会教区，有礼拜堂、国立学校、图书馆及由天王任命的牧师。军事纪律像清教徒的生活制度一样严格：没收一切贵金属和珠宝，充作共同体的经费。[435]适龄妇女也被编入军队，由共同体金库支付忙于行政管理事务的家庭的年金。[436]在伦理上，儒教的天命信仰被同修改进《新约全书》中的天职道德[437]结合起来。“区别人与禽兽的”是伦理之“正”，而非儒家的礼仪之“正”[438]，即使对于君王，一切也都取决于伦理之“正”。[439]此外，吸收了儒教的“互惠主义”，只是不能说：不愿意爱敌人。靠这种伦理，“很容易得到幸福”，尽管——与儒教不同——人的本性被认为天生不死真正完成这些诫命[440]；忏悔与祈祷都是赎罪的手段，军事勇敢被视为神最喜欢的最重要的道德。[441]同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友好态度成为鲜明对比的是，道教的巫术和佛教的偶像崇拜也同正统的神灵崇拜一样，遭到严厉的反对。不从国教者[442]和低教会派[443]的传教士一再在太平天国的教堂里主持礼拜，而耶稣会会士——鉴于太平天国反对偶像崇拜和坚决拒绝圣母崇拜——和英国高教会派[444]则一开始就对太平天国怀有敌意。太平天国的军队，由于有信仰之战的以宗教为前提的纪律，所以远比正统的政府军强大，如同克伦威尔的军队比王党军强大一样。出于政治的和通商的[445]考虑，帕默斯顿勋爵[446]政府却认为，不应当让这个教权国家做大，无论如何不能让上海这个条约港口[447]落入它的手中[448]。由于戈登[449]和（英国）舰队（对清政府）的帮助，太平天国政权崩溃了，常年沉溺于迷幻和后宫生活[450]中的天王，在太平天国存在14 年之后在他的南京宫邸自焚，结束了他自己和他的后宫嫔妃们的生命。10 年之后[451]，“叛乱”领袖们才被捕获。人员损失、财政虚弱、遭战乱的省份荒芜，所有这些，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能得补偿。
从上面讲的看，太平天国的伦理是千禧年主义的狂热成分和禁欲成分的一种独特的混合物。在中国，禁欲主义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么强大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巫术和偶像崇拜的桎梏被打碎了，除了太平天国，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一举。同时还接受了打破民族界限的、普遍适用的、仁慈的、人格化了的世界神，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这位神同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断无缘分。很难说，如果太平天国胜利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发展会纳入何种轨道。在祖坟前上供之习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下来，很像耶稣会传教团在罗马教廷根据竞争的教团的告发出面干预之前一直允许类似的做法一样，还有强调伪善的“正确性”的萌芽，这些都有可能重返礼仪主义的轨道，不断增长的对全部国家秩序仪式性规定[452]似乎也有可能恢复制度恩的原则。无论如何，这一运动毕竟在重要的方面意味着同正统决裂，而且提供了比西方各教派毫无希望的传教尝试要多的希望，让一种土生土长的但又从精神上接近基督教的宗教产生出来。对于在中国产生这样一种宗教来说，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私自结社”这个概念，早就是有重大政治嫌疑的事了，从此更成了“叛逆罪”的同义语。官僚机器对“沉默的中国”的顽强斗争进行了无情的迫害，至少在城市中是大有“成效”的，在农村，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则不那么可心了，沉静方正的男子唯恐避之不及，这又强化了前面提到的那种“人格主义”的特点。
儒士的官僚体制成功地通过暴力和神灵信仰的号召把教派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防止其燎原。关于所有教派的性质，都有更详细的报道。它们同西方天主教和英国圣公会所要对付的那些教派运动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问题的关键始终是道成肉身的预言和秘传型的先知们。这些先知们往往是通过代代相传世袭地占有了这样的尊严。他们过着隐居的生活，许给他们的信徒们今生或（一部分）来世的好处。信徒们得救的条件却只具有巫术与圣礼的，或纯粹礼仪主义的，或至多是冥想入迷的性质：礼仪纯正、虔诚地反复背诵同一种套语及特定的冥想练习是循环往复的救世论的手段。然而，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理性的禁欲。[453]真正的异端道教的卑约：拒绝任何封建的虚夸，如前所述，具有本质上冥想的动机。同样，节制某些奢侈消费（香料、贵重首饰）无疑也具有这种动机，例如，尤华宗就要求其信徒除了恪守通常的佛教教规外，还得节制消费。有些教派想以暴力斗争来反抗压迫者，因而系统地练习拳术，[454]如近代著名的（义和团），这时就不存在禁欲了。英语中“义和团”的真正名字叫“正义力量同盟”，这个组织力图通过习练法术做到刀枪不入。[455]所有这些教派都是异端道教与佛教的救世论的派生物及折中主义的融合物，并没有任何原则上的新成分。教派似乎并不是按照阶级分层的。当然，清朝的官绅都是严格的正统儒家，但是，异端道家和基本上培植祈祷形式的家内礼拜的龙华宗的信徒们似乎在有产阶级中相当普遍，而这正是出官大人的阶级。
另外，妇女在这里同一切救世论的宗教信仰中一样提供了一支强大的分遣部队。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中国也同在西方一样，（异端的，因而也是非政治的）教派对她们的宗教评价，往往远远地超过儒教对她们评价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