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观点

受过教育的阶层的社会品格也规定了这个阶层对经济政策的立场。同打上神权政治烙印的世袭官僚制组织的许多别的典型特点一样，从关于国家本身的传说来看，它数千年来一直具有宗教功利主义的福利国家的性质。不过，只要没有出现新的移民活动、（由灌溉造成的）土地改良以及财政或军事利益的影响，至少在考虑生产与经营时，中国和古代东方现实的国家政策总是对经济运转听之任之，理由前面已经谈过。只有军事的与军事财政的利益，正如我们已经讲的，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导致对经济生活进行相当深刻的干预，包括摊派、垄断和征税：一部分是重商主义的调节，一部分是等级制的调节。随着国家军事主义的终结，所有这类有计划的“经济政策”全部付之东流了。政府意识到了它的行政机器的弱点，于是满足于管管疏浚运河、维系水路，这对于主要省份的稻米供应是必不可少的，再就是典型的世袭制的饥馑对策与消费政策。政府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商业政策：[310]据我们所知，官大人在水路上设的关卡只具有财政性质，从来没有过经济政策上的意义。如果不考虑——在统治的卡里斯马特征方面——一直有政治危险的危困时期，则总的来说所追求的除了财政的和警察监视下的经济政策的利益外，几乎没有别的。我们所知道的一个统一的经济组织的最大规模的试验，是11 世纪王安石设计的国家对全部收获物的贸易垄断。这种垄断除了要取得财政利润外，主要是为物价平衡服务，并且与土地税改革联系起来。试验失败了，于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同时对“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特别是对世袭制国家里比比皆是的作为得心应手的财政手段的垄断特权[311]的厌恶，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绪。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情绪，从臣民的福利取决于君主的卡里斯马这种信念中还产生了别的完全不同的观念，它们常常突如其来，与前一种情绪同时并存，使典型的世袭制滥政一再出现，至少成了一种不时之需。此外，还经常保留对饥馑对策和粮食政策做消费调整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言而喻的，儒教理论中就有许多关于各种支出的特殊规范。最重要的还是，任何官僚制都不言自明地厌恶自由交换引起的纯粹经济上急剧的两极分化。这个世界帝国在经济上变得自给自足了，社会构成也同质化了，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状况日趋稳定，就根本不允许出现17 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讨论的经济问题了。中国根本没有一个在政治上不受政府藐视的自觉的市民阶层，而当时英国的“小册子作者”最关心的正是这个阶层的利益。同所有处于世袭官僚制条件下的地方一样，中国也是一个“静态”的国家，为了维护传统及其特权，商人行会的态度成了行政当局需要认真对付的势力，从动态的角度看，这些商人行会的态度却没有起决定作用，因为不存在（不再存在！）英国那种足以驱使政府为其效劳的十分强大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