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近技术

有的观点认为，技术中存在着非技术因素，也许需要对这种观点做一番简短的术语梳理（参见Mitcham 1994；Sigaut 1994）。技艺的概念在这里实际上无需争论；这些定义几乎总是包含了人们对物质性、人造性、占有自然、商品生产以及知识运用的思考，这些思考通常因参照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文明而加强。到一定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莫斯关于技艺的概念——“传统的效用行为”（traditional efficient acts）是多么富于启发，它注意到了作为效用中介的集体性氛围，也将物质和非物质的维度，例如魔法和美学，融为一体（见第九、十和十二篇）。[2]

但目前更需要澄清的应当是“技艺”和“技术”之间的某种或某些区别。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普遍用法中，“技艺”通常应用于原始的、传统的、小范围的，或者其他熟练的和司空见惯的现象，而“技术”则指向那些被认为是现代的、复杂的、精巧的、基于知识的客观现象。在科学术语和习语中，我们总能直观地接受编织技艺和弹道技术，或者电子合成器技术和操作者的技艺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样，一提到“钓鱼技艺”和“捕鱼技术”，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历史的、物质的和社会经济不同情况的对比。事实上，如果将一些现象贴上“技术的”标签，另一些贴上“技艺的”标签，仅仅这样就会区分出它们的界限，从而无意中影响对二者的科学认知和研究。如果这一区分还不是十分成问题，那么，技艺/技术在语义学上也是一对重要的对比，技艺是客体，而技术是它的理念、话语和规律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之于技艺，就像音乐学之于音乐，气候学之于气候，或者犯罪学之于犯罪。这一独特内涵在法国的研究传统中盛行已久。例如，Victor Alfred Espinas*关于技术起源的专著（1897），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从山洞或砂砾岩床中找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器物，更有最早关注技艺（techne）、神（gods）和城邦（polis）之间关系的希腊古典哲学家（参见第十一篇）。莫斯本人一贯坚持这种区分。他有一篇明确题为“技术和技艺”（Les techniques at la technologie）的文章，它以这样的观点开头：“为了能够使对技艺的探讨更富有意义，有必要首先弄明白它们到底是什么。现在，确实存在着一种研究技艺的科学……那就是被称作技术的科学。”（见第十二章）他也反过来指出，“因而，在民族志学者中，技术扮演着与技艺的基本属性相对应的重要和本质的角色。”（见第五章）Andre-Georges Haudricourt——可能是莫斯最忠诚的门徒，在那篇著名的题为“技术，人类的科学”（La technologie，science humaine，1964）的文章中也呈现出类似的区分，并带有和莫斯差不多的学科和观念的主张。同样，Robert Gresswell的著作《普罗米修斯或三弦琴？——文化技术学之主张》（Prométhée ou Pandore？—Propos de technologie culturelle，1996），针对的不是文化的技术或技术化，而是从文化的（人类学的）立场来看技艺的研究。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使用“技术”和“技艺”的时候，无疑存在术语学上的严格区分。虽然莫斯本人在这些术语的区分上留下了相当多的含糊之辞，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矛盾并不是令人迷惑的或有害的（希望我留在这里的矛盾也是如此）。不管怎样，重要的是我们接受这种语义的区分，只因它有助于我们再次意识到确实有“一门称作技术的科学”致力于技艺的研究。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术语学的这一番简短梳理，证实了技术在社会科学中，无论从学科还是认识论上看，都很不确定，从这本书搜集的半个世纪的文章来看，这门学科不管是其地位还是范围依然没有定论。几个因素和环境背景可以解释这些状况。一般而言，对于技艺，对于主要靠体力、智识含量低甚至没有智识含量的东西，对于人类技巧（homo faber）而不是人类智慧（home sapiens）（暂时在表面价值上承认这些区分，见莫斯随后的探讨），保持一种西方式的缄默是可能的。更实际地说，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将技术的不确定性制度化的一个因素，便是博物馆的布展和大学里的研究。在大学中，根据时间和空间，技术分布在以下地方：考古系和人类学系（按照人类学四大分科），或者在史前考古，考古和历史，艺术考古和历史（按照欧洲大陆的分科法）领域，以及新近的文化研究或科学史领域，但是这些领域随时面临被打回物质科学领域的威胁，因为许多人认为那才是它们最合适的归属。理论上或实质上的不同意见也很明显，这体现在技术被认为是客观的、坚实的、可计量的。这样看来，似乎技艺本身并不需要阐释——这样的话对它们的研究就必然属于自然科学，仅仅解释它就够了，或者相反甚至更糟，它们完全不需要阐释——这样一来，就使得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些原本要求理解技艺的学科最终完全被排除在技艺的研究之外。不管怎样，技术不仅在工程学和哲学之间摇摆不定（Mitchan 1994年提出），更战战兢兢地试图平衡强势的客观性，保持无关紧要的中立：作为一门学科，它也表明了那种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广泛存在的自我意识反思性的缺乏。当然也有各种例外情况，这里也提到很多，但技艺的研究仍然缺少足够的历史和批判性的意识，更别提用这些意识来解决在它的营造过程中，那些非技艺性的意义和动机。

在这方面，尽管古典哲学家们赞同Alfred Espinas，但正是在19世纪，技术获得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相关形式和存在理由。从水晶宫到巴黎国际博览会，从埃菲尔铁塔到苏伊士运河，从蒸汽机到地下城市，技术成为时代进步的工具和体现（Mumford 1934，Winner 1977，Adas 1989）。与此同时，探索研究和反省思考也开始围绕这种令人敬畏的物理现象展开。对工业化过程所必需的工程建设和社会再建构的明确意识，以及对加强国家威望和能力的需要，解释了个人和公众把智力和制度资源投入到技术，投入到对技艺的研究中的渴望。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工程师和日益增多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开始发起批判性和分析性调查，相关主题包括：进步的法则和历史发展的模式，自然和人工之间的关系，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解放和依赖的程度，以及机械化在塑造现代环境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参与调查的是那些进化论者，如英国的Herbert Spencer和Pitt Rivers将军，尤其是德国学者如Franz Reuleaux*关于机器的理论，E.Kapp关于器官造影（organ projection）的理论，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其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论述。在法国，对实证的普遍信仰与对德国科学的竞争共同促进了各种社会科学及其学派的形成和拓展（见Zeldin 1977，Fox and Weisz 1980，Paul 1985，还有Guillerme and Sebestik 1968，Sebestik 1984年关于18—19世纪期间欧洲技术意识不断增长的文章）。社会思想家和进化论人类学家，例如人类学者Gabriel de Mortillet和Charles Letourneau，以及波尔多大学的Alfred Espinas，也开始对技术问题感兴趣。

这一简要的背景介绍使下面的说法更加可信：促使马塞尔·莫斯在技术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是他试图提升和拓展技术自身作为科学或学科论辩一分子的显著地位，以及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他意识到技艺对于当今各社会和文明是多么重要，致力于此研究势在必行。基于以上提到的数点，以及考虑到普遍的学术传统和它们的后继者，以莫斯的技术思想和他著名的舅舅兼导师涂尔干作为开始，也许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