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文摘自《社会学年鉴》第二系列，第三卷“文明的概念”里一个长的方法论注释。它由关于这个主题的诸多注释构成：它们出现在《社会学年鉴》第一系列的第五、第六和第七卷中。同时还包括发表在《社会学年鉴》两系列里对考古学家、探究文明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民族学家们的一般著作所写的大量冗长评论。当前“文化史”方法论、“历史民族学”和“传播”理念的拥护者，倾向于反对上述这些人和社会学家们的方法论，这在我眼里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在此并不想卷入这场对这些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著作的批判讨论。他们都视令人尊敬的学者为领袖。我们对Wilhem Schmidt神父、W.Foy和Fritz Graebner以及文化人类学美国学派的支持者应一视同仁。后期的学者，特别是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和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和其他人相比，他们更致力于研究明显相互关联的不同社会和文明。因此和那些欧洲同僚相比，他们更具鉴别力。他们总是小心回避难以驾驭的假说，却能真实地以各种方式确立“文明层”、“中心”和“传播范围”。

这些理论主要——也是轻而易举地——反对过于简单的展现人类进化的理论，如同它是唯一的理论。在这方面，就像那些“比较研究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一样，社会学家寻求文明现象之间的联系，不是通过一些人类进化的一般性假设，而是诉诸不同社会之间在年代学和地理意义上的联系。涂尔干或者我从未将或大或小的一些群体从人类进化的整体中剥离出去。很早以前涂尔干用德国和罗马国内法的混合来解释现代一夫一妻制家庭。因此，他已经在使用现今被称作“基质”（substrates）的理论了。至此，距Antoine Meillet运用语言学里的谱系历史研究法已经十多年了，在这点上，并不能认为涂尔干不忠实于社会学，而只能说明他的确是一位导师。此外，所有这些学派的冲突都是徒劳的智力较量，抑或是哲学的或理论的主导地位的争夺而已。真正伟大的民族学家对问题和方法的选择都比较折中。著名的泰勒（E.B.Tylor），事实上已经发表——甚至更好地教授了——令人欣喜的关于借鉴的问题。能够呈现民族志主体传播的最好搜集品无疑都在牛津皮特·里弗斯博物馆里。这个博物馆由泰勒创建，Henry Balfour经管。

事实上，大多数真正的学者仍然忠实于大师Adolf Bastian的三个原则或者主题：（1）基本观念（the Elementargedanke）：原初的和原生的“基本思想”，一个对集体意识自主和独特的创造；或者像美国“社会人类学家”更加直白的称呼：“文化特质”。（2）地理单元（the Geographische Provinz）：此概念时而模糊不清，时而又被共享的文明事实、有关联的语言、更经常被种族团体明确界定：这些“地理单元”的数量并不大，近代的发现甚至将它们的数量限制在更小的范围内。（3）游移（Wanderung）：文明的移动、传播和变迁，通过要素的借用、迁移、承载这些要素的不同人群的混合，以及这些人自发性的活动，文明得以游移和变迁，正如进化的过程一样。让我们假设或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学者们都同意这一观点，并以此来检验怎样才能对文明进行分析性和综合性的研究。

我们在此并不准备概述“文明”一词繁复涵义的历史，也不打算批判其各种不同的用法。文明的概念确实比所谓的“社会”概念还要模糊。接下来提供的几个简单定义会让我们更容易知道怎么去谈论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