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密度和方法论的物质主义

涂尔干在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社会分工论》（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1893）中已明显表露出对技术的积极立场。为了理解连接个人和社会纽带的本质，涂尔干聚焦于劳动分工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团结方式的转变：从“机械团结”——基于个体的相似性或可替代性的小规模社会，转变为“有机团结”——主要出现在现代工业社会，基于个体的区别、专业化和互相依赖。涂尔干随后指出，这种社会团结和劳动分工的转变过程是由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个体和他们之间的互动行为的增长引起。这种日益增长的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伴随着物质密度（material density）的增长，“物质密度”这一术语被涂尔干创造出来表示以下三种含义：（a）社会空间分布随着人们的生存模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向农业而变得越来越集中；（b）城市生活，它使其居住者们之间能够进行频繁而紧密的联系；（c）沟通方式的数量和速度，它们明显地促进了那些日渐增多并被视为社会进步的互动（Durkheim 1893/1902：237～244）。

在题为“原因”的章节中，这位社会学家站在了他论点的关键节点，但令人惊异的是，那时他对道德密度和物质密度之间的联系还未加涉及。尽管涂尔干注意到物质密度是道德密度的“可见的和可测的象征”，并由此可以替代后者，但他并未说明社会环境转型背后的根本原因：“规定它们中间的哪一个（道德的或物质的密度）决定了另一个是没有用的；注意到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就足够了。”又如：“劳动分工的进程归功于社会密度的发展，无论后者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妥协只能加强其观点的唯物主义者论调。既然也许并未有任何进一步探究上述主题的意图，涂尔干当然要把关注对象转移到现代社会致密化（densification）过程中的基质（substrate），如空间、人口和技术因素。在另外的作品中，他强调社会中物质的角色：就像这篇选自他1897年的著作《自杀论》（Lesuicide）中具有启发性的文字一样：

说社会仅仅是由个体组成是不正确的：它还包括在集体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物质事物。在成为客观世界的要素这一点上，社会事实物化了自身。例如，某种特定类型的建筑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部分体现于房屋和各种建构中，这些建构一旦被建立，就成为独立于个体存在的自主事实。交通和运输方式也是如此，同样还有工业和个人生活中使用的机械和工具，它们体现着技艺和书写等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生活，就像结晶并固定于物质支撑之上一样，因此要从外部发现它们，并且它们是从外部作用于我们的。（Durkheim 1897a：354）

在涂尔干1895年的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中已经显现了他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他提出“社会现象学”（social morphology）这一概念的时候，涂尔干也注意到物质密度通常和道德密度同步进行，并且大体上能够衡量后者（Durkheim 1988［1895］：206～207）。他谨慎地承认，他曾经错误地过分强调将劳动分工中的物质密度当作道德密度的精确表达（1988［1901］：207）。不管怎样，通过“东西”（chose）或者“事物”（thing）的多重概念表达出来的这一方法论方面，对于涂尔干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至关紧要的。他反复声明“社会事实是事物，并应被当成具体事物来对待”，意味着社会事实是数据，是知识的客体，也强调相较于个体的意识（这是涂尔干长期以来引起争议的一部分），这些作为社会事实的事物是独立的，不可化约的，以及具有强制性的特征。然而，他之后的论述：“为了符合它们的真实本性，社会事实理应具有事物的全部特征”（1988［1895］：120-123），这种说法导致更为唯物主义的倾向，但也起了反作用，例如，Jules Monnerot从其学派的社会学角度，谴责“涂尔干和他的学派，仿佛嫉妒考古学家和他们做的事情一样，后者研究物质材料，真实实在的东西，并用描述的方法……”（Monnerot 1946：67）不管怎样，在这个阶段，涂尔干支持一种“方法论的唯物主义”，所选择的阐述因素和社会决定性因素，皆由它们总体呈现的模式所引导，特别是其中的客观性和物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