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技术1——《社会学年鉴》

这便是为什么后来在涂尔干的社会学领域中，技术的概念几乎缺失，这不能被看作无意的忽略（因为他对技术的兴趣存在于别的地方），甚至是有意的牵制和去除潜在的颠覆性或破坏性障碍。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的意识形态里，涂尔干热衷的共和道德（republican morality）不需要技术，无论是在学科建设还是理论建树方面。

矛盾的是，在以前的学科水平上，在《社会学年鉴》第四卷（1901）上涂尔干自己引入《技术》这一专题（见第一篇）。考虑到该杂志提纲挈领和拓展的雄心，这样的一个立足点将会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预示着技术将进入社会科学的法眼。正如涂尔干虽然后来放弃了“社会形态学”，但因他之故，社会形态学成为一个特定的专题（见Febvre 1922，Andrews 1993），《社会学年鉴》中“技术”的部分也是如此，在第七和最后部分，标题分别为“潜水者”、“审美社会学”和“语言学”，这更多是一种学科策略，而不是真正的理论开放。此前对于道德密度和物质密度之间的含糊也随之消散。在开始的描述中，涂尔干最感兴趣的是在方法论的原则上，将技术视作特定文明形态的呈现，这些技术见证甚至创造出它们立足的社会。当然，涂尔干对社会建构与技术之间关联性的强度还是存有怀疑的（例如，Durkheim 1988［1901］：181），并且他逐渐将文明看作一种“道德母题”（moral milieu）或超社会的个体性（supra-social individuality），这种超社会的个体性，就像在“基督教文明”中一样，独立于技术发展的状况和程度（见第三篇）。不管怎样，在这一导论性的章节中，涂尔干潜在地将技术视作可测量的文明的创造者，但不具备作为社会事实或组织的特性。

这种偏见在其追随者那里更为明显，或者只是在随后关于“技术”的专题中有所暗示。考古学家兼博物馆馆长亨利·于贝尔负责这个专题，他在自己导论性的陈述中（见第二篇），采取了一种更为社会学的态度。于贝尔把工具和器物从其创造性和发明性维度，将其看作社会事物和“真正的制度”，他也强调技术实践的集体的和协作特征。这种态度在他的书评中流露出来，这些书评包括民族志出版物（H.Balfour*，F.Boas*），史前考古作品（G.de Mortillet，O.Montelius）和更专门的关于技术的著作，比如W.H.Holmes*关于土著陶器的作品，G.Forestier关于轮子的古代技术和Charles Frémont关于炼铜术发展的作品。于贝尔对后者的批判性评论很好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但是他（Frémont）把这些技术命题看作是单纯的机械问题，它们是均质同一的，凭借个体生产者的理性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认为事实确实如此……就此而言，制度是一种集体性的表征，它是宗教的、巫术的和审美的，等等。在其发明因素中，有一些是超越个体理性的——有一些关于效用的观点，是靠传统传递下来的模式，而不是孤立个体的成就。因此，工业的历史应当是其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发明的次序并不必然符合它所包含的机械问题的逻辑次序。（Hubert 1903：681）

尽管这些观点很有道理，但在流行的学术氛围中，并没有扩展开来。伴随着《社会学年鉴》的发行量和雄心，“技术”这一专题在其每一卷中从未有超过两页的版面，并且都是简短的评论和目录，没有空间做深入研究。至于于贝尔和莫斯（他也对这一专题有所贡献），都在涂尔干的指示下，忙于原始仪式和宗教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