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

摘要二

技术。尽管我们中的一位，亨利·于贝尔，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和史前史学家，按职业说是一个技术学家，但我们却从未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技术现象，而这本应是它应得的。柏格森提出“人类技巧”一说。类似说法要么过于明显，要么暗示得太多，因为在说一个的时候掩盖了其他同样明显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在重新唤回技术与技艺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时，依然有其价值。它使人回想起一种被遗忘的哲学。我们将如接受其他哲学一样欣然采用它，基于这样的条件：它暗示的不是一种类似鸦片催眠力般的创造力，也不是个体的和精神生活，而是一种集体生活的特征。一种实用的技艺有两个根源——动作或者工具的发明，以及使用它的传统，确切地说，使用本身——而在这两方面它本质上都是社会性的物。我们都知道，从尼采的同事Noiré开始，他的哲学著作对我们学科的这一部分至今仍然很重要。但问题是社会生活对技艺依赖程度的研究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

尽管以下三类学者都知道这一点。首先是史前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这些学者基本上沿袭最老旧的所谓“种族”或“年代”的分类（它们事实上是文明和社会的分类），仅仅根据时间的序列或事物的类型分类，可是不管怎样，这也许是唯一可见的识别这些人群的证据。

其次是民族志学者。我们去年注意到，在这一册书中的不同场合还会谈到这个主题，在接下来的几册中肯定也要涉及——在技术标准的帮助下，据说社会的历史将是没有历史，这还试图成为目前写作的一种趋势，针对特定问题，我们将与别的提法相对，评估这种提法的价值。不管怎样，在民族志学家中，技术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重要方面。同技艺的本质性特征一样，技术在民族志学家看来，也具有重要的和本质性的意义。

最后可以说是技术学家们：即那些研究现代技艺、工业和它的历史及概念发展的人。当M.von Gottl-Ottlilienfeld在那本有名的刊物Grundriss der Sozialǒkonomik上发表他的“技术”（见Année，n.s1）一文时，技术学家们的科学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部著作，作为一个完全原创性的手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来临。尽管它看起来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它为新兴科学的权利奔走呼号和辩护，认为新兴科学应该获得自由和重视。而且，美国技术学家和民族志学家Otis T.Mason，以及所有追随美国民族学委员会资深创始人John W.Powell的学者，很早以前就曾宣称技术是社会学的一个独特和非常重要的部分。他们并没有受到德国Adolf Bastian和他学生的影响。不幸的是，这个研究传统在德国和英国都已经衰落了。然而，这门科学又一次开始受到重视。诚然，学者们将继续延伸和深化现代技术的研究。同时，也将尝试编写一部并非充满细节的历史，这样的细节历史几乎总是不可能的，而是一种人类艺术和劳动传统的逻辑历史。现在最终能够将Franz Reuleaux——德国纯粹机械技术学的创始人，以及Powell——民族志技术研究的创始人，他们的思想联系起来。这门科学的辉煌前景甚至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技术现象不仅呈现出人类一般活动和社会活动特定形式里的本质兴趣，它也呈现出一种普遍的兴趣。事实上，像语言或艺术，一个社会的技艺立刻展示出这个社会许多其他事物的特征。首先，它们是一个社会所特有的，或者至少是一个文明所特有的，独特到足以标示一个社会或文明，或者说如同它的一个象征。没有什么能够比两个社会间的工具和工艺的差别更能呈现出两个社会间的差别了，这种差别即使在我们的时代依然很深。即使法国和英国离得这么近，他们使用工具的方式和形式都互相不能理解。每一民族有不同的铲子和铁锨，这种差别要求它们的使用方式相应也有差别，反之亦然。这足以使人质疑理性。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书中提到，朝廷和礼部如何就是不是该使用战车，汉人在上马时是否应该采用胡人的方式展开辩论。

像所有的社会现象一样，技艺是专制的，独属于发明它们的社会群体。从词源学上看，“人工的”（artificial）源于艺术和技巧，“技艺”（technique）源自希腊语“techné”。但是，技艺比其他任何社会现象更易于跨越社会的边界。技艺极易借用。自从人类最古老的时代以来，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工具和流程就一直在流传。确实，它们是商业和模仿的主要对象。在任何地方它们都是出色的、具有扩张性（传播性）的社会的物。根据它们的性质，技艺倾向于在人类社会中各处扩散和积累。它们是所谓文明的起因、方式和目的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社会和人类进步中最重要的因素。

以下是原因。宗教、法律和经济或多或少像语言一样局限于单个社会。甚至当它们传播时，它们也只是共同体自我运作的方式而已。相反，技艺是手段，它是物质性的，是一个社会用来应对周围环境的。通过技艺，人类逐渐成为地球及其产品的主人。于是，技艺是自然和人类之间的折中（compromise）。通过这一不同寻常的超社会地位，技艺已经获得了普遍的人的性质。工具是一个奇迹；工具、机械的复合是双重的奇迹；工具、机械、工业的复合是三重的奇迹；像其他社会事物一样，这些奇迹使人类超越自己，但同时这些奇迹又给人类带来祸端。这里再一次表明，人类是双重性的，但它不仅在法律或宗教意义上，在其他意义上也是如此。在宗教的狂喜中，在道德性的献祭中，围绕着金犊，个人和社会仍然是自身，带有他们的局限性和瑕疵。在实践技艺中，人类超越了他们的局限性。本质上人们在提升，同时超越了自身固有的性质，他们的技艺符合其本性。人类行动者通过事物的机械、物理、化学方面的原理来获得自身的认同。他在创造技艺的同时创造了自身；他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纯粹的人造物，但是他的思想又深刻地嵌入这些造物中。这就是所谓的实践理性。

技艺与科学的历史。也许正是从技艺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中，真正的理性被阐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提议的计划和研究本身在这一点上呈现出严重的断裂，也许这在社会学各部分中是最严重的断裂。与孔德的传统相反，我们不是研究科学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支持。《科学史评论》的杰出编辑Abel Rey和其他人也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很社会学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努力给予这些研究一定位置，更不用说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了。因此这里有必要作一些考察。

当技艺与科学，以及它们的历史关系被具体研究时，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看起来就很学究了，几乎不现实，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甚至更不是社会学的。我们知道、看到、感到历史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紧密纽带。最初这些纽带特别强大，即便在今天它们的关系依然很明显，在许多情况中，技艺提出的问题正是科学所围绕的问题，而且技艺常常创造一些事实，科学正是仿照这些事实将它们数学化和图式化。另一方面，往往是理论性的发现带来某种现象、原则或者发明的提出，而这些则为工业所利用。科学—技术复合体构成一个整体（集团）。例如，最古老的日历既是农民们的劳动成果，也是宗教家或者占星家的创造；技艺、科学和神话混融在一起。同样地，在达尔文发现自然选择之前，人们已经在选择性地养殖鸽子了。虽然在我们的时代，纯粹地或是经验科学取代了神话，玄学和单纯的行动，乃至基于反思的行动；但是，科学并没有与它所导向的行动脱节，哪怕是它有意地或明显地脱离。最现代的宇宙观教义不是已经最终导致了纯粹实用性的研究吗？正如目前人们正试图找到一种稳定的测量法：测量光波的长度。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和认识论的历史应该成为社会学中技艺研究的一部分。事实上，科学是另外一种社会活动，正如技艺一般，它使人类朝着自己的本性，超越自己，激发人们的技术活动，它与技艺有同样的目标：所谓的控制事物。但是我们在这个激进的解决方案面前犹豫了。这种安排忽视了一种具体的差别。在工业技艺中，人类仍然是人类，只超越了一半。相反，科学使人类完全（或彻底）超越自己并认同于物。一旦从事科学，人类就从本质上和目的上感知物，而不是单纯从物与他自身和他行动的关系上来认识物，也不是用某种“魔镜”，以及无用的神话图式来表征物了。

于是在科学与技艺之间就产生了另一个差别。尽管技艺具有扩张性（传播性）和可模仿性，它们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在国家之间有所差异。相反，尽管科学由于人类的协作和验证仍然具有社会性，但它已经不再仅仅是某个社会的成果了。它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财富，不再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以前由于嫉妒的传统被保守的秘密、神秘事物、炼金术和配方，现在属于全人类，可以正大光明地被人们使用。为了从事这种研究，也许有必要一开始就抛弃过去或现在社会的偏见，而采用最大的社会——全人类的视角。基于最后这两个原因，或许有必要将认识论列为社会学的一个新分支。

另一方面，也许将科学留给它的自然联系更好：几何学的、机械学的、物理学的和化学的对物的实践活动，还有关于动物和人的理性实践，以及农业、兽医和医学的研究。确实，像Alfred Espinas以及他所追随的希腊人那样，不把技艺与认识论区分开可能更好。也许应该像涂尔干那样彻底地将它们分开，而不把它们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永无止境地权衡利弊；我们打开了这场辩论之门，但又不知道如何将它关闭。就像好的抒情诗人，我们永远捉摸不透。

从我们赋予技艺和科学的地位来看，有关它们的问题是多么的重要，这涉及理性的社会起源的条件等问题。顺便提一下，这也是为什么将这个分支放在最后而不是最初研究的原因。

（赵笛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