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莫斯：超越没有危险的事物

如我们所知，涂尔干在生计和象征之间所做的明确区分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在人类学、考古学和物质文化研究中还可以找到关于这点的不同表述。早在涂尔干之前，已经有前人做过阐述，这可以追溯到更普遍的西方对精神—身体的二元概念。以上讨论的涂尔干对技术和技艺问题态度的转变，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个裂痕，但使这种解释更清楚、更经得起考验的却是莫斯的功劳。为了全面理解莫斯的贡献，并由此完成这篇导论的评论目标，首先应该意识到，涂尔干从技术中解脱出来，并回应某种对现代性的脱离。毕竟，涂尔干是从社会团结和整合问题着手，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尽管这种团结和整合带有一些持久的道德问题，带有转型中的病征。现在，我们发现涂尔干最后的主要事业，是那些神秘的根本性仪式以及它们形而上学的魔力，他把这些遥远但分布广泛的“原始人”变成法国社会科学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主体（见Vogt 1976，Kurasawa 2003）。当然，在其学术生涯中，涂尔干发展并多样化了他的研究主题和学科方向。但是，前面的文字充分说明，为涂尔干思想提供重要支撑的，前后有一个变化，即从现代转向了原始人。不仅如此，如我们所见，在技艺这个问题上，它的客观性原本很有价值，但却被潜在的唯物主义疑虑抹杀了。因此，涂尔干对技术的讨论终结于两端，一方面，把它作为内在于社会的个体谋生活动，另一方面，它是超社会的文明的表征，无论哪种情况，技术都被排挤到社会科学领域的边缘。

因此，我认为，正是由于马塞尔·莫斯持续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他那个时代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主流和政治运动中，我们才能认为他将技艺及其研究恢复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调查的中心领域。涂尔干当然有他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大部分有力地体现在他围绕“德莱弗斯事件”，对个体主义和知识分子的讨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充满爱国主义的小册子中。但是除开这样一些充满集体热情的时刻，在其大部分时段，涂尔干依然是个相当谨慎和一丝不苟的人，所以他批评侄儿莫斯为政治活动分心（见Durkheim 1998）。莫斯接受了这些警告，为《社会学年鉴》和社会学长期无私而努力地工作，但是他也证明了他的所作所为是作为一个“公民和同志”的追求，“为规范领域把关”（Mauss 1930/1998：42；也见Karady 1968；Birnbaum 1972；Gane 1992和Fournier 1994）。

莫斯从一开始就认可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性的、非革命的社会主义，这受到Lucien Herr和Jean Jaurés的启发，而且很大程度上也被涂尔干认可。世纪之交，莫斯特别关注合作行为（cooperative action）（包括亲身参与一家合作面包房的工作）、行会和工会组织主义（syndicalism）等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俄国革命，世界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问题。大众传媒是莫斯学术贡献的主要媒介，最初通过像Sorel的《社会之演变》这样的杂志，但很快就转为与不太激进的（但发行更广泛的）《民众和人性》（Le populaire and I'Humanité）的长期合作，他还是其奠基成员。莫斯的政治作品很多样，而且多半依照不同情况，但是它们充分表达了他对基于科学的人道社会主义的信奉（见Mauss 1997）。就像他后来在一篇关于“应用社会学”的文章中解释的，他要为政治贡献一种理论，不仅为了修正其本身的“唯物主义存在”，也要让社会学家不再仅仅停留在象牙塔中，把政治留给那些公仆和“教条的官僚主义者们”（Mauss 1927：238）。社会学家们有职责，采取一种较少纯粹主义和更为公正的态度，因为：

公众不会允许我们仅仅研究那些容易的、有趣的、古怪的、奇异的、过时的东西，以及那些没有危险的事物，他们关心业已消失，或是异于自身的社会。公众想要了解那些与现实相关的结论……让我们不要倦怠于把（科学的）事实引入到讨论中。要是我们的实际结论被证明是经不起考验的，或是与事实无关的呢？因此，我们需要更为开放和积极地探讨。（Mauss 1927：240，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