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的挑战

“一战”给人口、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冲击，也使得情感、艺术，乃至智识上的回应真切地流露出来。由于“一战”的灾难性创伤，末世论的论调这时也甚嚣尘上。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Occident）或Nicolai Berdiaev的《文艺复兴的终结》（The End of the Renaissance）都是这其中广为人知的作品，尽管题材和风格各异，但它们都传递着共同的主题，即对现世充满疑虑、失望和崩溃的心态。关于技艺和机械的主题便成为这种天启性讨论备受关注的对象：既然它们的功效是死亡和毁灭的中介，那么，它们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事实，即便不是人类道德危机的根源，也是它的表现。对维多利亚时代进步的乐观被摒弃了，美国和苏联的过度工业化已经预示，物质的巨大进步（即便不是它们）并没有改变人性目前的条件，以及未来的前景。其实，人类自己设计出来的机械正在把他们引入毁灭的深渊（见Cruickshank 1982；Johnson and Johnson 1987；Winter 1995；Prochasson and Rasmussen 1996）。

1932年，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出版了他的《道教和宗教的双重起源》（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其中有关于技艺的雄辩讨论。当他最后完成这本书的时候，这位病怏怏的法兰西学院的哲学家已经过了战前的声望高峰，但是他给予法国学术、艺术和政治生活的影响仍然是巨大和多面的，吸引着仿效他的信徒和充满敌意的反对者（Burwic and Douglass 1992；Antlieff 1993）。关于技艺，柏格森在《道德和宗教的双重起源》中认为，使人类成为人类的那些有益的创造能力和发明能力，现在正有失去人类控制的威胁，给人类带来破坏，变得空虚。工业化和机械化鼓励了矫揉造作和奢侈华贵，扩大了城镇和乡村的差别，改变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人的维度”与他的巨大机械造物，日益分化，“肉体膨胀，灵魂却依旧；灵魂已然过于渺小而不能充盈肉体，过于羸弱而不能引导方向。”柏格森呼吁，我们急切地需要一种“良心的补充”（supplément d'âme），一种神话（mystique）来监视、控制和道德化机械（the mécanique），在这篇文章结尾他认为，技术将来会遍及世界，成为“创造神的机器”（machine à faire des dieux，Bergson 1932：327ff.）。

就像这个著名的神秘短语所暗示的，柏格森的观点并不局限于机械与技术如同无法控制的巨人具有的破坏性这一主题。作为对这一经典批判的补充，他根据“人类技巧”（homo faber）这一概念，提出关于技艺的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他1907年出版的《创造进化论》（Evolution Créatrice）一书中，从一个相对低等的角度说，人类技巧是将人区别于动物的分类特征，“如果我们要定义自身的种属，我们必须将自己严格限定在某类范畴中，这个范畴是由史前史和历史展示的人性与智识的持续特征，我们不会说自己是智人，而说自己具有人类技巧。”（Bergson 1907：140）然而，在《道德和宗教的双重起源》中，柏格森更倾向在一种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谈“人类技巧”，将它视作人类的本质和原发性的属性。就像他所声称的，文明只是一种表面的、后天习得的虚饰，刮开它，自然的人便显露出来，这种自然的人是天生道德的，因为道德始于天性，始于人的生物性而非理性，始于活生生的直觉而非独立的智识。当人们生活在“封闭社会”，即人人以自我为中心且好战，对民主熟视无睹，一致排外的社会，这种自然道德却以坚守社会生活的原初形式为己任。这样，柏格森在《道德和宗教的双重起源》中，按照一条道德线区分了技艺。他将与智力、理性、文明和现代性相联系的技艺看做消极的、破坏性的和非道德，而将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和道德的特征赋予和个体自然倾向、生命力、神秘性和意志力相联系的技艺（Bergson 1932：21ff.，54；222ff.，249）。

我们能够想象，莫斯反对这种反技术论者和反知性论者的立场。莫斯延续了涂尔干和柏格森就直觉主义和客观主义在认识论上孰优孰劣的争议。例如，1933年，莫斯对法国社会学全景式的关注中，就把柏格森和他最新的作品作为涂尔干社会学的敌人，认为柏格森把社会学家研究的事实降低到“封闭的”、“冻结的”境地，但是像心理学、生理学甚至关于神秘的哲学，这些都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真正关于人心的，是道德和宗教领域的创造者（Mauss 1933a：436）。除了上述反应，莫斯也在更深、更本质的层面上回应了柏格森的全部作品，这与莫斯在“一战”中的经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