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守的观点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共享的”国族（participatory nation）这种曾广泛存在过的共和模式招致各种政治的、智识的，乃至人类学的持续批评。尽管在19世纪，国族的观念已具有自由的内涵，意在在历经了后革命时代的国民中灌输一种自由、平等和忠诚的情感，但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早期一连串的巨变（布朗热危机、德莱弗斯事件），使得右翼和保守派逐渐重新定义国族主义，把它作为一个蕴含群体认同、领土依恋、亲属关系、社区、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煽情概念。这种观点日益得到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支持，尤其是那些与巴黎的人类学团体相关的社会科学家们。在人类学家兼国会议员路易斯·莫林（Louis Molin）领导下，对不同族群和文明中“传统习俗”展开的民族学、民俗学研究，带有很多国族主义者及本质论者的观点，而得到保守派的支持。1925年，莫林出版了他的《民族志问卷》（Questionnaire d'ethnographie），同年，莫斯、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和P.Rivet*建立了民族学研究所：这些机构间的学术竞争背后，其实是围绕着国族概念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是国民性的、共享性的，还是相反，它是地域性的、血缘性的，乃至种族性的（参见Lindenberg 1990；Tombs 1991；Lebovics 1992）。

在技术研究领域，这些分歧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莫林最活跃的拥护者乔治·蒙谭丹*（George Montandon）。这位瑞士出生的医生在维希政权时期臭名昭著，他用体质人类学的专长热切地服务于声名狼藉的犹太人买卖和纳粹种族主义政策（参见Schneider 1990；Birnbaum 1993）。但无可否认，他在人类学领域还是有一定贡献的，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的研究影响广泛（参见第十篇，以及Haudricourt，“personal communication”，February 1996）。

蒙谭丹出版了一本手册，它的第一部分题为“民族志的文化圈”（Ethnographie cyclo-culturelle），他评论了当时人类学的各种理论，反对涂尔干的社会学，但在一些特殊改动的基础上，赞同德国“文化圈”（Kulturkreise）学派的主张和成就。第二部分题为“Traité d'ergologie systématique”，是有关当时法国依然可见技艺的最为全面的民族志调查。它按照莫林的《民族志问卷》的条目编排，这部分几乎都是描述的全集中，偶尔也会滋生出一些理论观点。就我们看来，最有价值的如下：

无论在技术领域还是其他领域，认为原始人和野蛮人的习俗只是开端，而我们已经迈过了这道门槛并且继续向前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们的方式常常和后续的西方文明有所差别，乃至于根本分歧。土著们的制造和建造等方式是自成一格的（sui generis）。如果掌握秘密（即这些技术）的工匠世系绝户了，那么这些技术过程也会相应失传。（Montandon 1934：215）

也许对蒙谭丹而言，“原始”工艺和原始人最终会消失这并不是什么烦恼的事，他把这看做是生物性上的必然。他要表达的并不是这种担忧。恰是因为技艺实践和产品具有所谓“独具一格”的性质，使得它们成为不同族群扩展和限制的可靠标志（例如日本的阿伊努人和欧洲的联系，参见Montandon 1937）。其次，后来的“西方文明”不仅在技术、社会和道德层面优于原始人，他们也并不是在之前存在或现在仍生活在他们殖民地上的“原始人”和“蒙昧人”的基础上渐进来的，因此并不欠后者什么。尽管蒙谭丹很极端主义，但他的看法是当时保守派人类学家们的主流世界观。对他们而言，文明和国族形成的过程，是一个蒸馏、浓缩和纯化的过程，这表现在技术活动及其对象、习俗与制度、生物性和种族性诸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