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一词的普通涵义

文明一词的普通涵义

在技术上的、讲解的章节之后，我们现在能够回到文明一词的普通涵义上来了。在多数情况下，不带重大科学错误地稍微拓展下它的涵义也是可以的。因此，任何人都可以说“法国文明”，意味着比“法国心态”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法国的疆界而延续到了弗兰德或者说德语的卢森堡。同样，德国文化至今仍是波罗的海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古希腊文明、希腊文明（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它的伟大不被人赏识）、拜占庭文明（和希腊文明一样没得到足够的认可），它们的物品和思想都长距离地传播过，影响了很多非希腊的民族。

另外，当大多数人群已经取得创造心态、习俗、艺术和科学等的成功时，也可能谈及文明。它们自发地传播至一定的人群，这个人群组成国家，无论它是作为这个国家单独的还是复合的民族。例如东方帝国就是“拜占庭文明”的中心。葛兰言在中国疆域内谈“中国文明”，他将中国境外的事实描述为中国事实也是相当正确的。事实上，在欧洲文明化之前，但凡中国文字、经典、戏剧、音乐、艺术、礼仪以及生活方式所到之处都可以称为中国文明的事实。安南、韩国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中国文明的部分。至于印度，则只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印度是婆罗门。”Alfred Lyall先生如是说，印度文明至今犹在：通过佛教，它可能影响了整个古代远东地区；梵语nâraka，“地狱”一词，在距印度千里的印度尼西亚，甚至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使用着。而且印度和佛教又在开始影响我们。

有一个例子能够让大家明白具体问题的复杂性——过分简单化、朴实化的政治或者无意识的抽象、国家主义的历史问题根本都无需提及。吴哥城巴扬寺有名的雕带（frieze）和无数的雕塑扬名在外，无数的人像、动物和物体，四层阁楼、各种装饰以及天上的、象征的、世俗的和航海的人物。是什么让这些伟大的场景四处传播？毋容置疑，整个场景都呈现出印—高棉的风格。这是一个已经合成的受精卵，像它的奇异一般壮丽！另外，其中一种雕带是佛教的，另一种代表印度史诗而非早期梵文，但也不是毗湿奴和湿婆教。法国学者对于后两者的解释已经开始被人接受。正是雕带的最广泛运用代表着一个迄今为止都无法解决的难题。由数千名士兵组成的庞大军队列队而过，祭司、酋长和王子们都是印度教信徒或表现为印度教风格。这被认为，但又不确定是否代表罗摩衍那战争。中尉、军队、部分装备、武器、行军、服饰、头饰，一切都来自一个遥远的、未知的文明。这些雕像（没理由相信它们被粗略地描绘；它们甚至已经程式化而承载着艺术和真实的符号）代表着一个种族，它和现在种族或任何已知的纯粹种族之间几乎不存在相似性。最后一系列代表着日常生活和工艺，它们中的一些已经包含了印度支那的因素。因此，印度支那早在公元一千年末时就已经成为一个“巫术的熔炉”，即种族和文明的大熔炉。

这个例子显示出文明一词的第三种涵义：它的道德和宗教事实。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谈论“佛教文明”或者更确切地说佛教的文明化，以及回顾它什么时候将印度支那、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道德以及审美生活和谐地融合起来，甚至还包括布里亚特人的政治生活在内。我们能合理地运用“伊斯兰文明”这个说法，伊斯兰教能够很好地将一切都包含进忠诚，从一个细微的手势到内心最深处。甚至关于伊斯兰教的职权或领域概念，伊斯兰教几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国家并且保留了它的许多特征。同样，我们也能推测出在西方中世纪，甚至在拉丁语只使用于教堂和大学时的“天主教文明”——对它本身来说是“普遍的”。事实上，从这种文明的时代性来讲，将其称为天主教的而不是欧洲的文明，从历史角度讲显得更加准确，因为那时还没有欧洲这个概念。

最后，文明这一术语仍然还有三种涵义，有时是科学地且几乎一直是流行的说法。

哲学家和公众将文明理解为“文化”或者德国意义上的“文化”；它是各种手段：在世界上崛起、对财富和舒适有更高的标准、更强的力量和更多的技术、让人成为市民或国家公民、建立秩序和组织、礼仪和礼貌、使自己有别于他者、培养和品味艺术。

语言学家则从两种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其出发点和前者也很相似。一方面，他们讲“语言文明”——拉丁语、英语、德语等，现在的捷克语、塞尔维亚语等——视文明为一种教育和传播传统、技术及科学的手段，还有大量传播古老文字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们将“文明的”语言与土语、方言以及小群体和副族、未开化民族的语言，或者在优秀语言水平之下的农村语言，即那些没被广泛传播因此不文雅的语言（这只是个可能的但未经证实的推论）对比起来。对于语言学家来讲，语言的价值、可以传播的性质、传播的力量和能力与所传播的观念和语言的特质是息息相关的。他们的双重定义和我们的相差无几。

最后，政治家、哲学家、公众，甚至连时事评论员都在谈“文明”。在民族主义时期，“文明”总是“他们的”文化，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因为他们总是忽略了其他民族的文明。在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及世界主义时期，文明就像伟大的宗教一般，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理性的又是自然的，既是原因同时又是结果，逐渐在从未被真正怀疑的过程中慢慢涌现出来。

最终，所有这些文明的涵义符合了人们在过去一个半世纪所梦想的政治的理想状态。除了作为神话和集体表征外，这个完美的本质从未存在过。这种同时兼具的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信仰，事实上是西欧和美国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独特特征。有的人会将“文明”视为一个完美的国家形态，就如费希特的“闭合状态”（the closed state），它是自治的、自足的，其文明和文明的语言延伸至这个国家的政治边界。有的国家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但是有的却还在蓄意追求，比如美国。其他的作者和演讲家则认为人类文明是抽象的、未来的。“进步中的”人类在哲学和政治学里都是司空见惯的话题。最终，有人将两种概念整合在了一起：和大写的“文明”相比，国家的阶层、国族，及各种相关文明都只是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这种文明自然总是西方的文明。它被拔高到既是人类的普遍理想.也是人类进步的理性基础；在乐观主义的帮助下，它成为人类幸福的条件。19世纪混合着这两种思想，将“西方的”文明变成了“唯一的”文明。每个国家和每个阶级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也为无数的借口提供了材料。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认为生活中的那些新奇事物已经按它们的既定秩序创造了一些新的东西。似乎对我们而言，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诸如“唯一的文明”这类事情的实现是体现在事实上而不再是思想上的。首先，国家没有消失，有的甚至还没建立，但一个国际性的事实和观念是新兴资本主义正在崛起。文明事实的国际性特征越来越强烈。这类现象日益增多：它们在蔓延并相互繁殖。它们的质量正在提升。那些如前面提到的铲子、服装等不同复杂程度的工具，也可能成为具体的、非理性的或者独特的证据，证明一个民族或者文明逝去的点点滴滴。但是机器或者化学过程却不能证明。科学支配了一切，正如莱布尼茨所预言的那样，运用科学语言的必须是人类。对事物的交流、传统、描绘、记录的新形式，甚至感情和习俗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这就是电影业。一种新的声音记录的方式——留声机，以及一种新的传播它们的方法——无线电，在十年内已经超越了所有阻碍，放出各种音乐、口音、语言、信息等。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不知道发展会不会将文明的一些要素——我们已经在化学和航空领域里看到了的改变——变为国家暴力因素，或者可能更坏的民族虚荣。当然，民族无疑会脱离滋养和提升它们的人类。迄今为止，毋容置疑的是前所未有的变更正在被建立；同样，随着国家和文明的继续存在，它们共享的特征的数量也会增加，每种特征也会和其他的特征越来越相似。这是因为它们共有的基础在数量、分量、质量上每天都在增加并且快速地延伸到更远的地方。进一步讲，这种新文明的一些要素事实上来自直至最近或者今天才被排除在外或脱离这个文明的群体；原始艺术，包括音乐的成功，都证明了文明的历史会走向未知的道路。

让我们以“共同基金”（common fund）或“社会和文明的所有成果”结尾。在我看来，这就是“唯一的文明”的概念，它和一定程度的融合而不是和各种文明的准则相符合。如果承载它们的民族不珍视和发展它们，这些文明便什么也不是。正如国家之间所共有的科学、工业、艺术，“区别”本身正在慢慢退化成小部分群体的遗产，或者大民族的一种共有的专属；同样，这些文明的优秀特质都将成为越来越多社会群体的共同财产。诗人和历史学家可能会哀悼地方特色的遗失，挽救它们的方法也可能被找到。但是人类资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展。陆上和海上出产物产的组织机构日益建立起来，开发全球性的市场。可以说这便是唯一的文明最终的归属。毋容置疑，当前所有国家和文明都趋向于更多、更强、更普遍和更理性（人类只用理性和现实沟通，因此迄今为止除开象征主义，后面的两种术语是互补的）。

这个更多很明显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被人理解，尤其是最后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Charles Seignobos曾经说过文明是道路，是港湾，是码头。在这句俏皮话里，他将资本和创造它的工业隔离开了。创造它的资本的原因也必须包括在内，用康德的话说就是：“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这个被越来越理性的人类所共享的日趋增加的成果，无论是精神财富还是物质财富的观念，确实是建立在事实依据之上的。这样就使对文明的社会学评价以及理解特定民族对文明的贡献成为可能，如果不是这样，就需要对民族、文明及唯一的文明作价值判断。对于唯一的文明，除了较为进步外，不一定就带来好处和幸福。

我把对这些问题作价值判断的任务留给Alfredo Niceforo讨论。

（卞思梅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