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主张——应对Sorel和Labriola

涂尔干当然期望他的主张在同仁中引起争辩，他期待有机会进一步划定他的社会学范围，并以此反对个体主义者、心理学者和非理性主义者（例如来自G.Tarde或H.Bergson*）。在第一版《准则》的序言中，涂尔干的确承认，社会进化依赖于客观的、空间决定条件，他的方法确实会因其唯物主义观点而遭到批判（1988［1895］：73）。但是，撇开这些学界的小摩擦和定义，涂尔干其实已意识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他表面上的唯物主义立场可能被证明远不是那么好用的。

在流行的天谴论思潮中，科学对于理解和改良人类事务的关系遭到质疑（Prochasson 1991，Hecht 2003）。但不管怎样，科学和政治两种志业的实际交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德莱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在这个特定的时刻，科学和政治变成一个单独的、新命名的角色而引人注目，那便是“智识”（intellectual）。在唯物主义的理性科学能够保护人类发展并治愈当代疾病这一前提下，各种新计划被设计出来，用以对付“社会的问题”。共和政体也认为科学是一种实际的和原则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它忙于对付传统君权、教权，以及激进左翼萌芽的威胁。因此，宽泛地说，法国的社会科学与共和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那些主流倡导者和监管者的需要紧密相连。根据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处理道德生活的事实，可以保护中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威胁社会和经济秩序的革命企图。

涂尔干完全赞同这种主流的共和事业，但是看看他矛盾的政治立场，他也遭遇到特定的困境：“（他的）情况多少有些暧昧不明，因为在一些右翼团体中，他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如果强调他思想中进化的、实用主义的乃至保守的方面，涂尔干又打消了主流学者和政客的疑虑。”（Weisz 1983：115）对于涂尔干来说，表明他的共和诚意，即表明他的科学的社会学并非等同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这点对他是非常紧迫的。左翼分子，如Georges Sorel*，虽然谴责他的保守，但也肯定了涂尔干的这种立场。留意到科学的最新进展，这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共和派人士，在他的激进杂志《社会之演变》（Le devenir social，1895）的发刊词中用大量篇幅充满敬意地评论了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rel批评了这位社会学家对阶级的简单理解和他在政治问题上的天真，但是他也承认这位对手的杰出智慧。Sorel补充说，只要涂尔干向社会主义靠拢，自己将会是第一个向他欢呼的人：“没有哪个思想家像他（涂尔干）一样准备好了要将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引介到更高等的教育中去，因为他是法国唯一的社会学家……能够在其历史转变中，理解科学的法则和（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Sorel 1895：197，Stanley 1981：81ff）

这其实是对涂尔干的极好赞扬！Sorel的非主流观点也许在共和人士的圈子里很少得到回应，但一个对涂尔干抱有同情的人说出这种对唯物主义明显接受的话，一定也让人非常懊恼。它不仅误解了涂尔干，并且带有损害涂尔干主张的威胁，这些主张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法国社会的道德和智识改革提出的理性而无私的指导。对于涂尔干来说，要避免这样的误解，消解更具争议性的不明确主张，重新描述它们，甚至如果需要的话，收回它们。

除了自己潜心钻研（见下文），涂尔干抓住机会，通过对Antonio Labriola的文章“对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之简评”（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I'histoire，1897）进行批判性分析，公开澄清自己的立场——这篇文章恰恰是Sorel引介给他的。涂尔干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现象的原因存在于超越个人意识的现实因素中，历史发展的根源不在于“自然的”环境，而在于人为的环境，因此，生活模式最终是由“社会性地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但是，涂尔干强烈反对马克思将社会进化的动力来源归结为技术发展水平、劳动力条件和生产工具，实际上就是经济技术基础：

正因为社会现象的原因一定要从个体呈现的外部来寻找，那么，在最后的分析中把这种原因降低为工业技术水平，并把经济因素理解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这对我们来说就看似错误了……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假设无法被证明，而且它与看起来已经确定的事实是相反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日渐倾向于宗教是所有社会现象中最本质的因素。正是发轫于宗教，而后经过连续不断的转型，出现了所有其他的集体行为——法律、道德、艺术、科学、政治形式，等等。原则上，一切事物都是宗教。（Durkheim 1897b/1982：17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