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人性——在“人类技巧”和“总体的人”之间

莫斯详尽阅读了舅舅推荐给他的工业进程史，并坚定地追随涂尔干的相关著作，无疑从很早开始他就对技艺和技术有了清楚的了解。除了在《社会学年鉴》上对“技术”这一主题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论（Boas，Bogoras，Van Gennep），他还于1903年在高等研究实践学校（the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 Etudes）教过一门关于技术的问卷调查。更重要的是，莫斯在他的一篇长文中对巫术予以格外关注，除了把宗教和技艺相联系，也把巫术和技艺联系起来：巫术和技艺都具有实际的结果，是一种专门的技能，需要敏捷和灵巧的手法，并都符合“传统的效用行为”的概念（Mauss 1903，各处）。尽管我们可以推测，这些积极的关怀无疑增加了他实践和实际的感受，但究竟什么影响他从事关于协作、工团组织主义和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尚难明确。但是由于“一战”，技艺对于莫斯来说成为一种，正如他提出的，“表现出危险”的东西，并且，一旦技术成为一门科学，其成果将被“公开、积极地加以肯定”。在年代学、概念学和存在主义背景下，莫斯对技艺及其研究的空前兴趣，来自所谓的对现代性的调查，即大战对生活的巨大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学术组织的政治激情（如Julien Benda在《知识分子的叛变》［La Trahison des clercs，1927：40］中提出）。

基于爱国主义和个性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开战，莫斯就毫不犹豫地放弃和平主义，志愿上了前线。在那里，他前所未有地经历了机械化的残酷野蛮和习以为常的胆战心惊，这给他留下了永久的智识上的和本质性的影响。除了哀悼失去的朋友和同事，莫斯还讨论了他曾经不得不忍受的害怕和恐慌的情感，以及个体处于最有力量或是最绝望、孤独的极端时刻时，其生理和道德上的本质力量（见Mauss 1924a；也参见第九篇；Fournier 1994：359ff.）。显然，莫斯在这方面的思考并非独一无二的，与他有类似经历的同代人对此早有论述，这些论述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莫斯后来对技艺的“发现”和蕴含在其中的形而上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