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技术：简介（1903）

在社会学年鉴学派这个学术共同体中，亨利·于贝尔身为考古学家和博物馆馆长，对“技术”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且最有发言权，从《社会学年鉴》第8卷起，他与莫斯两个人共同承担起该刊的编纂。每个主题很少超过三或四页，在“技艺”这个主题下，主要列举了近期的出版物，对一些民族志的评论（尤其是德国和北美的），以及史前考古和技术研究的一些著作。随着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和安德鲁·勒鲁瓦-古昂（André Leroi-Gourhan）在《社会学年鉴》第三系列（1948）发表的对照性研究，技艺这个原本不起眼的主题重新焕发出生机。在本篇中，于贝尔认为，“技艺”（techniques）当之无愧的是一个社会学的术语，作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制度，它涉及一些集体表征而不仅仅是纯机械力学。

我们继续保持这个主题的开放性，而不是穷尽它。如果我们引用了一些专业的文章，比如，有关卡比利亚的陶器和乐器的文章，这是因为它们已经在《社会学年鉴》上发表了完整的研究，或者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开创性研究应该引起我们的兴趣。因此，这些有规律的出现并且似乎必然会出现的“技艺”现象，比如时代的更迭和工业的增长，应该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今年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形式的发明问题上。一项发明并非简单地解决了一个器械上的难题。在问题与解决办法之间充斥着整套细节，不要忽视这些貌似无关紧要的材料：正是它们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实实在在的发明常常被我们忽视。相反，我们很容易沉湎于已有的形式。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形式的发明和对它们的保持貌似一个简单的现象，即后者可以告知我们关于前者的信息。发明和保持同样都展现了社会中人类图景的进程。总之，我们以美学的眼光关注着技术：组成它们自身的各种类型，以及各种工具的类型，就像各类艺术作品，都是社会的事物和实实在在的制度。

因此，我们在这里所介绍的问题中，有的因素与其说是机械的，不如说是隐性的、无意识的，它们源于特定群体的特征，并且依存于个体存在。它们在群体的整个表征系统中都会有所体现。当我们用科学时代的工具或器械的概念，与武器和工具尚被赋予灵魂的时代作对比时，这个事实便清楚的显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说来，事物的特性可以被赋予某些个性，比如说，士兵会赋予他的枪某些个性，这种说法至今仍然成立。

工具、武器等所有技术的东西，其实都是纷繁多样的社会性的物（social things）。对普遍存在的器械和特定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社会学的普遍难题，这一点我们在其他地方已有提及。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考虑这种关系的最早表现形式。

（李伟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