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技术的观念
我之所以说身体技术（techniques），是因为人们可以基于身体技术（the technique of body）的一项研究、一次陈述或者一种纯粹而又简单的描写出发，构建一种关于身体技术的理论。在此意义上，我指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当中，人们以传统的方式知道了怎样使用他们的身体。总之，这需要我们从具体到抽象，而不是相反。
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它们不是在别处而是我授课的一部分内容，在描述性民族学的课上（包括一些将要出版的“教学纲要”和“民族志手册”）。我在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的教学中也多次试讲过。
当一门自然科学有所进步时，它总是在具体事物的方向上取得进步，也总是在未知的方向上取得进步。那些未知的事物处在学科的交界处，在那里，如同歌德所说，教授们总是唇枪舌战（尽管歌德并没有如此客气）。通常在这些没有被很好划分界限的领域里总是有一些急迫的问题。此外，这些尚未涉足的地界会被标记。在目前的自然科学中，人们总会看到一种令人厌恶的陋习。当某些具体现象的学科还没有从中得出概念，甚至没有被有机地组织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在这样一堆事实上插上一个无知的标杆——“多样性”。恰恰是这样的领域我们应该深入了解。我们确信在那里有些待被发现的真理：首先，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对它们并不了解，其次我们强烈感觉到了事实的数量。多少年来，在我的描述性民族志课程中，我不得不一边教授“多样性”，一边却处在对它的失落和耻辱的阴影之下，这些民族志方面的“多样性”的确是极不协调的。我意识到像行军、游泳这类事情，对一定的社会来说它们是特定的；波利尼西亚人的游泳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我们那代人和现在这代人又不一样。但是这些社会现象代表了什么呢？它们是“多样性”的社会现象，但是这种惯例是可怕的，我常常思考“多样性”这个提法，至少在我每次被迫讲授它的时候，往往如此。
如果是为了给你们形塑一个关于身体技术的概念，我给你们讲述我努力追寻什么样的机会和我如何能明确提出这一普遍性问题的话，那么请原谅，这是一系列有意识与无意识地采取的措施。
首先，1898年，我和某人有了联系，这个人我现在还记得他姓名的首字母，但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2]，而且也懒得再去探究。正是他为正在编纂的1902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写了一个出色的词条：“游泳”（随后两版中“游泳”的词条都逊色多了）。他向我表明了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旨趣。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可观察的范围。后来，我自己也注意到了，游泳技术的改变和与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同。举一个可以使我们这些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置身其中的例子吧，以前我们被别人教导先学游泳，后学潜水。在潜水时先教我们闭上眼睛，然后再学会在水中睁开。今天，这样的技术已经反过来了。所有的训练都开始于让孩子们先习惯在水中睁开眼睛，因此，甚至在他们学会游泳之前，特别强调让孩子们要学会克制眼睛危险的但是本能的反应，他们首先得习惯于水而不是别的，抑制他们的恐惧心理，某些安全保障被人们制造出来，何时该动何时该停也可以被选择。因此，在我们这一代有一种潜水技术和一种教潜水的技术。你们可以看到这确实是一种技术的教学方法，像任何一种技术一样，存在一种游泳技术的教与学。另一方面，我们这代人目睹了一种技术的完全变革：我们看到，头要露出水面的自由泳代替了蛙泳。此外，人们也放弃了吞水与吐水的习惯。在我年轻时，游泳的人都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汽船。这真蠢，但最后我自己仍保留这些动作：我摆脱不了自己的技术。因此这就是一种特别的身体技术，一种我们时代改善了的体育艺术。
这种特殊性是所有技术的特点。例如，战时我曾对这种技术的特殊性做过大量的观察。比方说挖的技术。当时我曾在英军的部队中，他们不会使用法国的铁锹，这就迫使每当更换一个法国师或英国师时就要换8000把铁锹。这清楚表明每一种技术都只能慢慢学。任何一种所谓的技术都有它的形式。
对于任何一种身体姿态来说也是如此。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习惯。那个时候，我有许多机会去注意不同军队之间的差异。有一件关于行军中的轶事。你们都知道英国步兵走起来的步伐与我们的有点不太一样：伴随着不同的频率和不同的步长。我这里说的还不是英国人走路时的摇晃和他们膝部的动作，等等。伍斯特兵团（Worcester Regiment）那时在埃纳（Aisne）战役中与法国士兵相比是立下丰功伟绩的，他们要求王室准许他们使用法式的号和鼓，拥有一个法式的军乐队。结果却不那么令人振奋。在大约6个月中，那已是埃纳战役后很久了，在巴约尔（Bailleul）大街上我常常见到下面的场景：兵团保留他们的英式步伐，但却按法式的节奏行进。在他们的军乐队前头甚至还有一个法国轻步兵，他军号吹的熟练，进行曲听起来也比其他人演奏得要好。不幸的是大英兵团简直无法行进。一切都与他们的步伐不一致。当他们正要合着拍子迈步时，音乐已经脱离拍子了。结果伍斯特兵团不得不取消了他们的法式鼓号队。实际上，过去军号都被一个个军队所采用，在克里梅（Crimean）战役期间就有“休息”号、“撤退”号，等等。因此，我清楚和频繁地看到不仅在行军，而且在随之而来的其他各个方面，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在基本的运动技术方面存在着不同。那时还生活在我们中间的Curt Sachs先生也进行了同样的观察。他在他的讲演中多次提到这些。他能从老远就认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的步态。
但是这些仅仅是接近主题了。我在纽约生病了，住院的时候有一种新发现。我意识到自己曾在哪儿见到过一些女孩走路的方式正像是我的护士们走的那样，我花了一段时间去回想。最后，终于想起来是在电影院。回到法国后，特别是在巴黎，我注意到这种步伐是多么地常见，这些年轻的法国姑娘都以这种方式走路。的确，多亏有了电影，美国的走路方式也到了我们这里。我可以概括一下这种想法：当人们走路时胳膊和手的位置的摆放来自一种社会特异性（social idiosyncrasy），而不仅仅是纯个人的，几乎完全的心理机制和机械配合的结果。例如：我相信一个从小在修道院被养大的女孩，通常她走路的时候总是握着拳头。我还记得三年级的时候老师骂我：“笨蛋，为什么你走路时两只大手总那么张着？”因此，也存在一种有关走路方式的教育。
另一个例子：休息的时候手的位置是否放得合乎礼仪。因此，如果一个孩子坐在桌旁不吃东西时，将两肘贴在腰部，双手放在膝上，你可以准确猜测这是一个英国孩子。一个法国孩子不知道该怎样端坐：两肘前伸成扇形，然后将肘部放在桌上，等等。
最后再说说跑步，我看到、你们也都看了跑步技术的改变。想象我的体操老师，大约是1860年时儒万维尔（Joinille）最好的毕业生之一，教我跑步时双拳要紧贴着腰部：这种运动方式与所有的跑步运动方式相反：我观看1890年的职业运动员的跑步姿势，我认识到有必要掌握一种不同的跑步方式。
因此，在许多年中，我都有这种“惯习”（habitus）的社会性观念。请你们注意我用的是法国人可以懂的拉丁语“habitus”。这个词可以表达的比亚里士多德（他是个心理学家）用的“习惯”（habitude）、“存在”（exis）、“经验”（acquired ability）、“技能”（faculty）好多了。它并不指那些形而上的习惯、那些神秘的“记忆”，或者简短与著名的论断。这些“习惯”不是随着个人和他们的模仿而呈现不同，而特别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教育、礼仪、习俗、声望等呈现不同。我们应该能看到各种技术，以及集体与个人实践的理性，而不只是像那些平常人只能看到灵魂和它重复的技能方面。
这样，这一切把我推向了在这个社会中那些以孔德为榜样的人所采取的立场：比如Georges Dumas，他在生物学和社会学恒定的关系中间，没有给作为中介的心理学留下多大的位置。我得出结论：如果人们不作三重的考虑而只作唯一一种考虑，不管它是机械的和身体的，如有关行走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理论，或者相反，只做生理学和社会学的考虑，人们都不会对跑步、游泳等所有这些现象有一种明确的认识。这三重观点，才是对“总体的人”必不可少的。
最后，另一系列的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了。在使用身体技术的所有这些要素中，有关教育的各种事实是占主导地位的。教育的观念和模仿的观念重叠在一起。因为有一些孩子模仿能力特别强，另一些又极弱，而所有的孩子都接受同样的教育。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一系列有着连贯性的事物。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对有声望的行为的模仿。孩子、成人都只模仿那些成功的行为，那些他们看到由他们信任的、比他们有权威的人做出的成功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从外部、上方强迫他们做的，哪怕是一种纯生物的、与他们身体有关的行为。个体从其他实施的行为或和他一起完成的行为中借取了一系列组成他自己的行为方式。
正是在这样一种有威信的人当着那些模仿者的面，所作出的有权威的、条理分明的、已被证实的行为观念中，包含着所有的社会因素。在随后的模仿行为中包含着心理学和生理学因素。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总体，它是基于三项要素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的。
所有这些很容易和若干其他现象联系在一起。在Elsdon Best1925年传到此地的一本书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关毛利（新西兰）妇女走路方式的值得注意的资料（不要说他们是原始人，在某些问题方面我认为他们优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年轻的土著妇女必须学会用一种特有的‘gait’（步态，这个英语词很美妙）走路，即松散地（loosejointed）扭动她们的胯部，这在我们看来是很不雅的，但毛利人却极为欣赏。母亲严格训练（‘drill’）女儿以这种方式走路，这叫做‘奥尼奥伊’（onioni）。当小女孩忽视了要以这种步态走路时，我听见过一些母亲对她们的女儿说：“Ha！Kaore koe e onioni（‘你没有做奥尼奥伊’）。”[3]这是一种可习得的、而不是天生的走路方式。总之，对成人来说或许就没有一种“天生的方式”。更别说当其他的技术出现时：比如我们穿着鞋子走路改变了我们脚的姿势；我们不穿鞋子走路感觉也挺好。
从另一方面看来，这些相同的基本问题引导我进入另一个不同的领域，所有有关魔法力量的观念，有关信仰的，它们不仅仅是肉体的，也是道德的、魔法的和仪式效力相信与否的观念。这里我或许更多的还是在我的领域中，而不是在你们有关行走方式的心理—生理学的危险领域里冒险。
这里有一个更加“原始的”、澳大利亚人的现象：一种礼仪形式既是打猎又同时是奔跑。大家知道，澳大利亚人可以设法使袋鼠、鸸鹋和野狗跑得更快。尽管有时动物拼命抵抗，但是他们还是在树顶上抓住了它。这些百年前就被遵循着的奔跑礼仪之一，就是阿德莱德（Adelaide）附近部落中抓澳洲犬或野狗时的奔跑仪式。猎人不停地唱着歌：
用鹰羽毛束（用于成年礼的）打它（野狗）
用腰带打它
用头巾打它
用割礼的血泼它
用女人的经血泼它
让它睡觉，等等。[4]
在另一项猎负鼠的仪式中，猎人要在嘴里含上一块大水晶（kawemukka），一种特殊的魔法石，唱一种相同类型的歌，这样就确保他能够发现负鼠，并且能爬上树用腰带把自己吊在树上，穷追不舍，直到他抓住负鼠并杀掉这个难捉的猎物。
魔法步骤和狩猎技术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太普遍了以至于不需要去强调。
这个时候我提及的心理学现象是很明显的，以社会学家通常的观点看极易了解和理解。但是我想要领会的是一种信任、一种起先由生物学的反抗所产生的与心理学力量（momentum）相关联的行为，这种行为由魔法言辞和器物引起。
技术行为、身体行为、魔法—宗教行为对行动者来说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就是我所掌握的因素。
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我满意。我看到一切是怎样被描述的，却没有看到怎样被有条理地组织。我不知道应该给这一切命名成什么、给它们一个怎样的标题。这很简单，我只要参考传统地将其划分为技术的和礼仪的行为。然而，所有这些行动的方式都是技术，身体的技术。
我们在许多年中都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认为只有在有工具时才有技术。我们应该回到这样一个古老的观念，回到柏拉图学派关于技术的立场，柏拉图所说的音乐的，特别是舞蹈的技术，并扩展这一观念。
我把一种传统的、有效的行为称为技术（你们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它与巫术的、宗教的或者象征的行为没什么不同）。它应当是传统的和有效的。如果没有传统就没有技术和技术的传承。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技术的传承，并且极可能是口头传承这些方面。
因此，请允许我认为你们已经接受了我的定义。但是在宗教的传统有效行为、象征或者司法的传统有效行为、日常生活的行为、精神道德行为等与技术的传统行为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划分的作者感觉到，后者作为一种机械的、物理的或物理—化学范畴的行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简单的说，我们处理的是身体技术。身体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工具，或者不要说成是工具，是人的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技术手段。立刻，描述性社会学中被称为“多样性”的整个大范畴从中消失了，它自己成形并具体化了，现在我们知道应把它安置在哪儿了。
在工具技术之前已有了一整套的身体技术。我没有夸大心理—社会学这项分类工作的重要性。但这已经不错了：给以前什么也没有的头脑中，植入了一种秩序。甚至在这一组事实的内部，这一原则也能使人作出一种具体的分类。这种为了一个物理的、机械的或者化学的（如我们喝水时）目的的恒定适应性，是在一系列被集合在一起的行为中所追寻的，个人的行为不仅通过他本人，也通过他接受的全部教育，通过他为所属的社会、他所占据的位置等要素聚集而成。
除此之外，所有这些技术很容易地进入我们共同的系统：成为心理学家们思想的象征性生活的基本观念，特别是威廉·里弗斯（William Halse Rivers）和Head爵士，这种我们从意识活动中得出的观念首先被作为一个聚集而成的象征系统。
如果我想向你们提出为使你们看清身体和道德或者理智的象征等的汇集所能列举出的所有现象，我就结束不了了。这个时候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默默地受到支配。对你们来说我是演讲人，你们看到我的坐姿，听到我的声音，并且坐着安静地听我讲。我们被置于一种允许与不允许、自然与不自然态度的协调中。由此，我们应给予凝视这个行为的不同价值：在军队中是礼貌的象征，而在日常生活中是不礼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