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救赎之道的技艺
技艺的实践者，同样也是社会性的存在，他们是智人，也具有人类智慧，但他们首先是“总体的人”。“总体的人”是物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交结，莫斯的这一“发现”伴随着技艺，以及通过它所形成的同样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莫斯“总体的人”的概念与涂尔干的“人的双重性”（homo duplex）相对，即使不是对后者的否定，虽然莫斯并没有这么说或用上述言辞证实。正如我们所推测的，莫斯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区分诸如技艺、魔法或宗教等传统的效用行为，具有内在的困境（见Mauss 1924a，即第九篇，以及Karsenti 1997）。在有关此话题的演讲中，莫斯一开头便给出了警告：
有时候把技艺从以下方面中区分出来是很困难的：（1）艺术和美术，既然审美活动和技艺活动都被视作创造性的活动，那么它们很难区分。在造型艺术中，除了艺术家们所怀的信仰体系有所差异，其他没有任何区隔。（2）宗教效力。技艺和宗教方面的差别，其实全在于土著人如何想象这些效力。因此有必要估量在土著人脑子里，技艺和魔法的效力究竟各占多少比例（比如第十篇中提到的毒箭）。
涂尔干曾经缔造出人如何生活及其意义的象征，在其中的某些方面，莫斯与之有明显的对立，即使撇开这些明确的不同，在技艺这个问题上，二者的纠缠不清也暗示出，为什么莫斯要反复强调，所有的技艺行为都应该作为一个总体被观察、记录、拍摄、取样、搜集和理解：谁做的什么、何时、和谁、如何使用工具、依照怎样的工序、怎样准备和消费食物、绳是如何穿的、鞋的穿法如何影响到走路、随之而来的这些步态如何被评价和认可，在某种意义上，技艺、物品和动作的共同作用，既充满效用，也充满意义。
这种包罗万象的精深民族志无疑需要许多毫无限制的经验，但事实上它也需要更规范、更集中的努力，才能形成这些视角，而这些视角是当今文化技术学的基石（参见Balfet 1975；Cresswell 1976；Lemonnier 1980，1992；Schlanger 2004，2005）。正如莫斯倡导历史唯物主义（在一条注释中，堪比涂尔干之与宗教的态度），认为这种路径可以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帮助我们：
反对那些认为需要主要根据某个或某些社会现象做研究的诡辩。任何社会，都不是纯粹的政治问题或纯粹的道德问题占据主导，更别提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谋略了。如果像这样做研究，最终得到的只是我们自己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和分类，而这些概念和分类都还处于萌芽状态。政治、道德和经济只是一门社会性的艺术中的组成因素，这门艺术便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艺术。一旦认清了这点，所有关于语词（words）的概念和学者研究之间的矛盾便可化解。社会实践为伦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融会贯通的研究提供了唯一的物质源泉。（Mauss 1924b：122）
这种总体的方法可以从技艺的原理、对象和实践中，发掘出许多不同层面的材料，有时某些层面甚至是出乎意料的，因此这种方法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就像“工具不拿在手里，那它什么也不是”这句话一样，一件工具唯有把它放在与之关联的总体中，才能理解它，并且意识到，这种理解是可变的和动态的。所有技艺的动作和姿态都是一个动态的连续过程，追随这个动态的过程，可以获知物质的、社会的和象征性的因素是如何在此过程中建构、协调和复合的。很多东西便不再像涂尔干认为的，仅仅是发展状态的标志，或者文明所创造出的认同的证明，而是“社会事实的样本”（Mauss 1947：3）。如果说涂尔干认为，对社会学观察者而言，社会事实是“事物”看起来是什么，那么在莫斯看来，对社会行动者们来说，社会事实是“事物”实实在在地由什么构成的。涂尔干觉得只有在一些特殊的仪式中，事物才获得其象征性的意义，与此相反，莫斯认为即使是日常的实践活动，事物和实践也蕴含着社会性的效能和意义。
莫斯这种独特的观点可以将他的人类学，尤其是技术学，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某些先锋派的和超现实主义的概念联系起来。他意识到技艺的、象征的和效能等方面充满复杂的相互渗透，这种渗透既是理性的又是随性的；由此，莫斯经过深思熟虑，以审美的和表现的方面可以相互贯通，而否定了时兴的固化观点。尽管莫斯本人没有明确表示，但他通过凸显人类生存的功能的、表现的和日常的方面，试图超越流行的对文化予以高—低二分的观点。即使他没有直接激励，起码也启发了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他的著名评论杂志《文献》（Documents）中所称的“低级唯物主义”（bas matérialisme）看法。尽管《文献》把这些主题和作者并排在一块儿（莫斯自己在上面发表过一篇对毕加索的简短评论），但“身体技术”（Les techniques du corps）和“大脚趾”（le gros orteil）的作者之间，民族学研究所和社会学团队之间还是有所差别的（参见Bataille 1929，1930；Clifford 1988；Pearce 2003）。尽管莫斯更倾向于关注日常生活，推崇俗世的；他也意识到象征和实效的不可分割，但他没打算彻底颠覆理性，或动摇业已建立的秩序和意义的模式。
我们事实上已经推知，莫斯的起先意图可以说是一种救赎，或者说是一种救疗。涂尔干先前也很推崇“原始人”，因为他们的原始特质，体现着全人类本质的和普遍的特点。而后莫斯关注他所谓的“原始人”，也是因为其去中心化的、相对的特征。他们能够“使我们以不同于剑桥或牛津等学院派（见第十一篇）的方式思考”，他们的技艺行为、他们生产和使用物品的范围，以及莫斯在其名著《礼物》中阐明的，他们深知如何给予、接受和回报，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这些“文明的”西方人，揭露和抵制历史事件的暴行所带来的疏离、颓废和迷失，而用健全且富足的理想战胜人类社会分崩离析的噩梦。不同于“一战”产生的天谴式回应，莫斯通过其技术研究传达出相当乐观的情绪。技艺，以及它们所承载的不是抵制有用的理性，而是使人类恢复元气，或者说再次入魅（re-enchantment）的途径。人类并不会被自己创造却无法控制的技术所覆灭，也无需求助于一个神秘的、外在的神来抚慰我们经验上的焦虑，亦没必要通过推崇存在于我们本能中的、前文明的意志来创造权力，人类的救赎之道就蕴含在那些充满理性和集体性的“传统效用行为”中，人类可以从中找到实际的帮助和道德的慰藉：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技艺带来了理性、感性和意志的发展。正是技艺把现在的人类变成最完美的动物……正是技艺使人类平等，使上帝发愁；技艺无疑将从道德和物质的挣扎危机中解救人性。（见第四篇）